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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掐！”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蟋蟀盆里，两只蟋蟀开始“搏斗”。它们龇开大牙，抖动翅膀，前爪抱在一起，4只大牙紧紧交错。僵持大约5秒钟后，一只蟋蟀梗着脖子一甩，几乎把对方甩出赛场。获胜者挺直腰杆儿，张开翅膀大声鸣叫，败下阵的则逃蹿到角落里爬来爬去。“时间到！”裁判又一声令下，比赛结束。
别看只是一场由600多只蟋蟀参加的大赛，“为避免作弊，我们可采用了瑞士移位赛制，还用上了监控录影设备。”大赛总裁判长赵伯光有些自得地说。
北京城玩虫儿的老少爷们儿，都知道赵伯光有个“蟋蟀能人”的雅号。他在“虫迷”圈儿里有名，不是因为玩了半个世纪的鸣虫，而是因为他“把玩蟋蟀变成个事儿干”。从1988年至今，他年复一年地张罗了总共19届蟋蟀大赛。
蟋蟀，在古书中叫做促织，北方人俗称蛐蛐。因其能鸣善斗，且具有勇决胜负的武士风采，被誉为“天下第一虫”。据记载，“斗蟋蟀”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玩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年近花甲的赵伯光，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打小他就在胡同的犄角旮旯儿逮蟋蟀玩。小学时，他逮了只名为“正青”的蟋蟀，天天拿着去跟街坊小孩的蟋蟀斗。“正青”愣是打败了他家那片儿所有的蟋蟀，乐得他从此逮蟋蟀上了瘾。
在首钢当炉前工时，赶上有几天假期，他就坐上12小时火车，直奔山东宁阳县磁窑镇的农村逮蟋蟀。因为他听说，在历史上给皇上进贡的蟋蟀都来自那地界。一进村，赵伯光便拎着塑料桶和竹篓子，一头钻进麦秸垛、豆秧、茄秧下，通宵达旦地逮蟋蟀。最多时他一次逮了300多只蟋蟀回北京。
他最得意的是逮到一只“蓝青”。那蟋蟀见光则鸣，一天不盖蟋蟀罐，它就溜溜叫一天。最绝的是，这只蟋蟀能在罐中用6足撑起身子站着叫，煞是威风。“它竞斗过11场，到死都没败过。”赵伯光啧啧赞叹。
蟋蟀“寿数”短，“立秋前后成虫，一到立冬都死了。”赵伯光为此深感遗憾。“蟋蟀不好养”，“虫迷”们逮了蟋蟀后，得精心喂养，直到它们身强体壮去参加竞斗。“老年间讲究给它吃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冬瓜、蛋黄、青豆等‘八珍’。现在为增加营养，有人恨不得喂它们冬虫夏草、蜂王浆、蚂蚁卵……”
赵伯光一年最多养过400多只蟋蟀。他很赞赏“蟋蟀的魅力”，它们竞斗起来很讲规矩，败方斗不过就跑，胜方也不追，不咬伤对方。在他眼里，“看一场精彩的斗蟋蟀，就跟看摔跤和拳击一样过瘾”。
几年前从首钢内退后，赵伯光在北京南城一个民俗文化市场，开了家“虫草堂”，卖鸣虫相关书籍和各种鸣虫养斗用品，养家糊口，同时也“以虫会友，传播蟋蟀文化”。
“所有中国人玩的玩艺儿里，最讲究的恐怕莫过于养蟋蟀的器具。”赵伯光捧着一只蟋蟀罐，讲解道，“一套得有18件必备器具，如过笼、水槽、食槽、探子、吸管、罩子、食铲。材质有象牙、玛瑙、紫檀、翡翠……”
每年秋天，赵伯光都把他玩蟋蟀的家伙儿摆满一条案，给美国、法国、秘鲁、荷兰、新加坡等各国驻华使馆的老外讲课。
“玩蟋蟀可以俗玩，也可以玩出文化。”他从《诗经》对蟋蟀习性的记载讲起：“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接着介绍出自宋代的《蟋蟀谱》，然后侃蟋蟀的逮、养、玩……老外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秘鲁驻华大使居然也养起了蟋蟀，还常来“虫草堂”向他讨教。
2000年，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成立，赵伯光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决心“把玩蟋蟀引上正轨”。长期以来，不少人把蟋蟀当做赌博工具。甚至，在一些豪赌团伙里，一只蟋蟀身价达数万元，一场赌资达数十万元。有人为此打架斗殴，有人赌输了跳楼。
“我一直想让这些人放弃这种不良嗜好，希望能用比赛的形式，健康地玩蟋蟀。”为此，赵伯光制定了比赛章程、裁判和竞斗规则，每年都组织蟋蟀比赛。
他组织的第一届全国蟋蟀大赛，就招来了上海、天津、济南、无锡、香港等地18支参赛队。上千只蟋蟀的竞斗过程，被德国电视台的记者全程录制。据说，制片人“想做个蟋蟀文化的专题，让德国人也有机会了解老北京文化”。
眼下，赵伯光正忙着筹办2007年全国蟋蟀大赛。今年，他不仅要赛出“蟋蟀王”，还想着要评出北京鸣虫界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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