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对廉政风暴如望甘霖，但当廉政风暴真的扑面而来，为何却没有马上引来热切关注，没有马上成为焦点话题？
中央政府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的通知出台未久，日前中纪委又发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其中指出：自规定发布后30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几乎同时，北京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因涉嫌贪腐而束手就擒。年仅63岁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更因贪赃枉法而被一审判处死刑，这是中央一级国家机关中第一个被判死刑的高官。权威人士评论说，此举彰显了中央政府的反腐决心。耐人寻味的是，官员自杀事件近日亦屡有发生。
一场全国范围的廉政风暴，正在拉开大幕。
这场气势恢弘的廉政风暴，反映了执政党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反映了执政党自我更新的强烈愿望。而省级党委换届渐入尾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四大直辖市纪委书记垂直管理的布局基本完成，也为当下的廉政风暴奠定了组织基础。
敢于向全国贪官发出最后通牒，没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是不可想象的。考虑到近年反腐利剑频频出鞘，而相继有刘志华、王守业、何闽旭、刘维明、陈良宇、杜世成等一批高官落马，更可以断言，这场廉政风暴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就在酝酿之中。执政党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不容置疑。
1950年代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间传为美谈，香港当年的廉政风暴也一直令人神往，生动地反映了公众对于政治清明的渴望。在这种民意背景下，郑筱萸的死刑和中纪委宣布的“三十天大限”，正合时宜，应该激动人心，应该带动一场公共讨论。
但是，舆论界的反应却是平静的。人们对廉政风暴如望甘霖，但当廉政风暴真的扑面而来，却并不是马上引来热切关注，并没有马上成为焦点话题。
这固然是可喜的，反映公众心理越来越趋向理性和成熟。但这同时也反映公众心理的另一面，值得警醒的一面。
诚然，反腐是在向纵深推进，但腐败也在持续蔓延，反腐和腐败一直在赛跑。而只要腐败的笼头没有被扼紧，民生就仍要不断被腐败践踏，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普遍焦虑就会持续增长。
与普遍愤怒和普遍焦虑如影随形的，是一种普遍的无力感。由于民主法制建设需要时间，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需要时间，人们面对腐败的践踏，往往既缺乏自力救济的通道，也缺乏公力救济的通道。如果“狼来了”的肃贪版不能绝迹，公众的热切期待就可能以失望告终，进而愈来愈丧失信心，愈来愈感到无力和无奈，对于腐败的被动适应心理就会与日俱增。
普遍焦虑和普遍无力这两种落差极大的情绪，交替折磨人心，最终难免导致人心的疲惫，人心的麻木，以致纵然是巨石投入水面，也很难激起一丝涟漪。肃贪“三十天大限”本来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本来是公共舆论的顶级话题，却并没有引起公共舆论的应有关注，其原因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的解释。
这种微妙的公众心理是需要重视的，需要回应的。就此而言，“三十天大限”可谓任重道远。它必须用一往无前、言出必果来重建信用，用重建信用的办法团结自己的人民。
“三十天大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而易见。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探讨的，惟有“三十天大限”怎样冲破狙击、怎样一往无前、怎样取得成功等具体问题。譬如，用什么办法保证有劣迹的官员能完全放下包袱如期自首而不是心存侥幸？用什么办法让负隅顽抗的贪官逃无可逃？怎样像香港的廉政风暴那样，一旦发端就固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形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而这无疑需要周详的布局，需要集中全社会的政治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