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竺和万钢们的政治意义

　　就政府建设而言，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更具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府架构,尤其重要。引进党外人士并担任正职的好处，不仅在于看重党外人士的专业技能，更在于他们自身相对处于较为超脱的社会位置，易以一种不为利益团体左右的角度处理事务。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政府改革的决心以及部分思路——在依靠自身进行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引进党外人士增添改革的力量，扩充改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钢们的出现，实际上是政府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前不久，万钢以党外人士身份出掌政府部委，已引起广泛关注。上周五，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任命无党派人士陈竺为卫生部部长。

　　如果说归国7年即出任政府部长的万钢，因其政治生涯的独特性而不能使我们在宏观层面得出结论的话，那么陈竺出掌卫生部，则足以让我们作出判断：以陈竺、万钢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构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初步制度化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政治协商更具包容性、执政组成更具开放性。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大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变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别的时候出现，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视野看，陈竺、万钢们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阶段性成果。在全国建政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进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探索，但由于向执政党转变的进程必然受政治路线的影响，因此这种探索十分艰难，并走了不少弯路。随着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向执政党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外人士，在政治协商、协助执政两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至去年7月，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已有党外人士17万人；各级政协委员中，已有党外人士33万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共配备党外领导干部19名，27个省区市配备了副省级党外干部，9成以上地级市和87%县级市配备了党外副市长(县长)。这种“共事”经验，为陈竺、万钢们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操作基础；其次，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既积累了执政经验，也增加了执政信心。党外特别是民主党派中汇聚了大批德学兼优、熟悉国情的精英。作为有责任心、有自信心的执政党，必然更少门户自闭，更愿智力引进，以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这一宗旨；最后，多党合作在近年越发受到重视。2005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为更多的“陈竺”担当部委正职提供了政策支持。

　　从现实层面看，陈竺、万钢们的脱颖而出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现实背景不无关联。这样一个时期的特点，是利益的高度分散化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已经形成而且在进一步加强。各个利益团体特别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利益团体，都在寻求以不同的方式与政府“谈判”，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的出现，未必是坏事，但是，确实存在着维护A团体的利益而损害B团体利益的危险。事实上，这种危险并非想象而是客观存在。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应对。我们说，最好的应对方案应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建立不同利益团体的表达机制，二是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更具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府架构。就政府建设而言，后者尤其重要。引进党外人士并担任正职的好处，不仅在于看重党外人士的专业技能，更在于他们自身相对处于较为超脱的社会位置，易以一种不为利益团体左右的角度处理事务。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政府改革的决心以及部分思路——在依靠自身进行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引进党外人士增添改革的力量，扩充改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竺、万钢们的出现，实际上是政府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作为政府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决定了陈竺、万钢们并非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而是基于严肃缜密的战略思考。而这种思考的营养来源，则是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代。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61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31席。6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人。政务院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了一半。政务院32个部级单位，正职领导中党外人士13人，占40%。这个政府架构，反映了不以本本主义为依据、从现实国情出发的治政思路。即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这种思路对于治理转型期的中国显然仍极具价值，而且，为今天的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先验教案。

　　人们不免会拿陈竺、万钢们与建国初期参与执政的那批耆老望重人士相提并论。粗略言之，建国初期参与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全国各阶层和解的象征，而陈竺、万钢们则因德才兼优和较为超越的社会位置脱颖而出。这两批人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前者更具政治性，后者则更具职业性。无论有多少相同和不同之处，两批党外人士参与执政的过程，都折射出了执政党包容开放、务实灵活的品性，以及政府集合国家精英、共同建设中国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