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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
地方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要赶紧作出反应，但事件已进入舆论旋涡。
6月13号上午9点，县委书记高洪元主持会议，研究对策。
此时，在太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康继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消息，“很震惊，里面也提到有劳动监察人员倒卖童工的事。”
康随后安排纪检组长下去调查，劳动厅厅长张健晚上也知道了情况。事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道的比较晚，是个教训，”不过他说下面并没有一个报告制度，“劳动部门不是个强势部门。”
这一天上午，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话，“知道事情闹大了。”高赶紧改变之前安排好的部署，把6个常委调进了县委工作组。下午，全总调查组到达洪洞。
此时县公安局才感觉情况有变，“本来觉得破案了很光荣，现在怎么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压力了，特别内疚。”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但舆论浪潮已经无法控制，并被最高层关注。
6月13号，正要上飞机去北京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先后接到了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
由于已经和国家的两个部委约好汇报工作，无法改变行程，于幼军只能在路上不停打电话，先和省委书记张宝顺沟通情况。随后，于幼军在电话中与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和常务副省长薛延忠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犯罪的黑窑主、解救受困被伤害的农民工。
14号下午，正准备跟省里汇报的劳动厅厅长张健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去省委开会，“当时会场上气氛已经很紧张。”张健说。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主持的这个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打击“黑砖窑”行动，进行劳动用工大排查。
此时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
当天晚上，在劳动厅，张健一晚未睡，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
在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亲自给临汾，运城，晋城三地的市长打电话要求连夜开始打击行动。从15号凌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
6月15号上午11点代拟的通知稿已到于幼军手里，后者亲自修改定稿，当天中午签发。为了改变之前舆论报道的被动，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赶紧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省里同时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
舆论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开始高速增长，包括总书记和总理都对此事件给予批示，当天下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到达太原。
所有相关官员都感觉到了压力，劳动厅办公室人员说，厅长张健忙的有10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叟味。”而公安厅厅长嘴上也上了火。
县委书记高洪元已经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他接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的电话，高之前已经对下属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并打电话让县长从北京赶回洪洞。
真正紧张起来的洪洞布置了全县的用工大排查，为了防止隐瞒，高组织另一部分人秘密检查。“一旦再有一个没被排查到的民工，再有举报，那就没法交代了。”高洪元说，“洪洞不能再出事了。”高事后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下面各个局，“从没有过的迅速。”
各方的目光都投向了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从15号开始就一直忙这个事情。此时衡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身价”两万。全总调查组曾问高洪元何时能有结论，高为难地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能抓住衡。
6月16号当天晚上，衡庭汉在湖北省丹江口被十堰警方抓获，山西各方都松了口气。包括在永济市调查的国家三部委联合工作组中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接到报告后，在会场兴奋地喊，“衡庭汉被抓住了。”
舆论之重
所有压力最终呈现在省长身上，在整个反应链中，他是需要最多勇气的官员。
6月20日上午，国务院第181次会议听取了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初步汇报，山西省长于幼军做了汇报和检查。
6月22日，国家三部委调查组和山西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会上，山西省长于幼军再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
但网上舆论依然高涨，“主要还是说400个父亲找孩子的事情。”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网上的舆论说，那些孩子被转移了。
6月23日，国务院领导在有关部门呈送的这个帖子上做了新的批示。
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他们正在设法寻找第一个发帖子的人，以便和这400个父亲进一步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找孩子。”但事后他们没有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一个人。
6月23日晚，山西省公安厅在深夜发出了一个举报通告，到29号，有1883个举报说家人失踪了。“但多数不能确定在山西。”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说。
这1800多个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135人，60岁以上的53人，年龄最大的86岁，“一个东北的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很早之前被日本人抓到山西去修铁路了，一直没回来，问能不能找到。”上述公安厅官员说。
在之前的排查中，山西警方登记了排查到的29万民工的信息，“现在我们正把逐一核对是否有这1800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不到10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权志高说，山西警方正在当地的暂住和流动人员中继续查找。
“经常有人在举报电话中责骂。”相关负责民警说，有时候一些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山西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山西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
权志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电视中“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那句话，他解释说，“当地公安说‘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是因为确实不是他的孩子，当然不能带走，回头丢了怎么办？父母找来怎么办？不是我们警察包庇。”
事实上，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山西各地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已不算经济帐。”
6月18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阮袖荣的陕西民工打电话说自己在晋中市榆次区的一个砖窑中被关了20多天。公安厅厅长杜玉林进行了接待，刑侦总队副队长刘芬萍当天晚上就去了榆次区。
“80多个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76个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都是自愿来的。其中有12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刘芬萍找到与阮袖荣同屋的几个民工问情况，“别人说这个屋子从没锁过，他就是之前跟一个人有纠纷打闹起来，就跑了。”
虽然如此，当地警方依然对包工头和窑主拘留并罚款。阮袖荣说要结算工钱，算下来有600块钱。“他说，600太少了能不能多给点？我们问你要多少？他说给1000吧。我说再多给你200，临上车，地方公安局又多给了200。”
阮袖荣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陕西民工陈世彪等三人，“阮袖荣说，可以找我帮助要工钱，结果他们三个又返回太原找到我，我们跟汾阳当地公安局联系好了找当地砖窑结清欠的工钱。”
回头当地警方帮助结算了工钱后，又让当地补偿了800元，然后给了200元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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