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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部门鉴定，酒仙桥拆迁区内，一般损坏房、严重损坏房占总建筑面积的7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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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月9日的“民主拆迁，投票表决”中，一位弃权的居民保留了手中的选票 |
与去年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相比，今年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冷落……不过孺子牛仍重申，“将与你们共同战斗，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
-北京酒仙桥地区，住的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的产业工人。
-在他们看来，酒仙桥危改不是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而是富人阶层抢占工人社区的土地。
对北京酒仙桥地区很多居民而言，破败不堪的房子是他们向单位、开发商以及政府“叫板”的惟一资本。
他们和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房子一起，在这里耗尽了青春。他们多是电子工业行业的离退休老职工和下岗工人，曾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又随着社会的转型、企业的改制成为困难群体，他们当中的许多租住在面积狭小的公房内，承受着社会转型的“成本”，他们渴望着这样的“成本”能够有一个回报。在这个时候，开发商带着红头文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与他们共谋解危解困的大计，一场利益的博弈就由此展开，在6月9日的“民主拆迁，投票表决”中被演绎到极致，最终令危改陷入僵局。
6月30日，酒仙桥危改公投之后21天，北京东郊的一个三星级饭店，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在这里召开，居民代表们称之为“居民座谈会”。
这是酒仙桥危改居民代表针对半个月前开发商和北京朝阳区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所作的回应。那个发布会上，认为自己才是危改主体的居民并未接到邀请。他们对此很是不满。
显然，“6·9”危改公投之后，反对拆迁方案的居民与开发商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共识远没有达成。
1950年代的“金领”
王平说，以前酒仙桥很多工人找对象找教师，现在已经没有教师愿意嫁到酒仙桥来。
酒仙桥危改居民代表共有14位，65岁的退休工人王平是其中之一，他以口才出众而为人瞩目。在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以及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平多次强调“不能割断历史”。
王平曾是原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一名测试工，五十年前，他和上万名职工经过严格选拔，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在酒仙桥原来的一片坟地上建起了新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零部件是由他们生产。
王平所住的六街坊合居楼，是五十年前由苏联援建。它们与北京市传统的四合院迥然相异，通常是三层，苏式木屋脊砖木结构，南偏西朝向。几条道路将数十座楼房分成若干个“街坊”。
这一片住着774、718、738等军工厂的两万多名酒仙桥工人，工人们通常称它为“福利区”。后来，酒仙桥危改回迁区被定名为“福街丽坊”，也是由此演绎而来。
那个时候，工人们无一不昂首挺胸。他们每天有半磅奶，一个月有两斤肉，水电煤基本免费，看病也不花钱。在供应紧缺的年代，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享受到的福利。酒仙桥工人，堪称1950年代的“金领”。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工厂走向低迷，福利区的光环迅速消失。王平和多数工友一样，成为北京电子管厂改革“阵痛”的承担者。随着大规模的裁人，工人们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分流。
福利区也渐渐沦为北京市有名的贫困区。1980年代末工厂便几乎停止分房，两万多已退休和下岗为主的酒仙桥职工仍挤住在破旧的筒子楼宿舍中，相当数量的一间户，房屋面积仅有9平米左右。
当年因为工作中的一次意外，王平腰部受伤，同一车间的老伴退体后则患上了脑梗。在酒仙桥，像王平这样的老年“病号”不在少数。王平如今的退休工资1200元，这也是酒仙桥退休工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数字大概是北京市教师收入水平的一半，警察收入水平的1 ／ 3。王平说，以前酒仙桥很多工人找对象找教师，现在已经没有教师愿意嫁到酒仙桥来。
“酒仙桥住的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的产业工人。”王平说。
王平进一步诠释他所说的“特殊”：长期从事的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
“爱抱团”是外人对酒仙桥的普遍评价。事实上，早在2003年危改消息一传出，后来的危改居民代表之一、十一街坊的前居委会主任薛淑英就曾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居民代表小组”，不定期研究危改政策、走访有关部门。薛淑英说，这是他们总结其他地方拆迁“经验教训”的结果，“必须要团结起来”。
离王平家仅数百米远，已经立起数座名为“阳光上东”的高档商品房，价格高达每平米两万元。据相关媒体报道，“阳光上东”的名称取自于纽约州上东富人区。而其开发商则是酒仙桥危改实施单位的股东。根据王平得到的一份规划图，他所在的六街坊未来将要矗立起一座150米高的商务楼。
在不少酒仙桥工人看来，这次危改的实质，是富人阶层抢占工人社区的土地。
和谐为上的开发商
孔令国经常给聘用的16家拆迁公司负责人开会，嘱咐其一定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求之细致，甚至具体到“不戴墨镜”、“不戴金戒指”等问题。
电控阳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孔令国，一直很忌讳外界称自己的公司为“开发商”。“确切地讲，我们应当叫做危改实施单位。”6月25日，孔令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开发商”与“危改实施单位”的不同称呼，折射出电控阳光在酒仙桥危改当中的尴尬身份——它既要按政府要求完成酒仙桥危改任务，又要按公司运转逻辑获得一定利润。
作为一家专门为酒仙桥危改成立的房地产公司，电控阳光董事长由酒仙桥地区产权单位，也是各企业的主管单位的北京电控公司派人担任，具体事务则由其合作伙伴阳光房地产公司的孔令国负责。
身为酒仙桥危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原酒仙桥798工厂工人、前全国人大代表陈伦芬开始并没有想到，随着她对开发商孔令国印象的转变，她也越来越被推入一个是非漩涡当中。受一位原厂领导委托，陈伦芬从2001年开始，联合多名人大代表给北京市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解决酒仙桥地区职工住房困难问题，直到2005年危改正式启动。
在见到孔令国之前，陈伦芬一度对开发商印象不佳。但是，在孔令国的办公桌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毛泽东的铜像——和酒仙桥大部分工人一样，陈伦芬对毛泽东和那个时代充满感情。她起初不太确信，后悄悄向孔令国的一位下属核实，对方予以肯定。后来，她还发现一位拆迁公司的负责人也佩带着一个毛主席像章，这更让她惊讶不已。
随着接触的深入，陈伦芬渐渐发现，孔令国跟她一样，是一个“讲原则、认死理”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酒仙桥危改中，孔令国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同步拆迁”。
传统的拆迁中，开发商惯用“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策略，分化瓦解潜在的“钉子户”。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结果：早走的人吃亏，最后的钉子户获利最大。
孔令国想改变这种不公平且效率低的拆迁模式，他提出的“同步拆迁”，意指在愿意搬迁的居民达到一定比例后(85%以上)，一次性全部搬完，各被拆迁户的待遇也采用一个标准，并全部予以公示。在不少拆迁经验丰富的开发商看来，同步拆迁近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
电控阳光还提出了“和谐拆迁”口号。陈伦芬注意到，孔令国经常给聘用的16家拆迁公司负责人开会，嘱咐其一定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求之细致，甚至具体到“不戴墨镜”、“不戴金戒指”等。
2006年初在看样板房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位居民的衣服被撕破，结果电控阳光当即予以赔偿。第二天，公司将样板房凡有棱角的地方围上海绵。
样板房是孔令国在酒仙桥拆迁方面采用的一个创举，他本想以这种方式，给居民们吃上“定心丸”。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居民参观后却提出了大量意见，指责样板房设计不合理，如客厅太小、没有阳台等等。样板房成为反对派抵制的口实。
受辱，围攻
孺子牛的演讲颇有特色，往往是一手叉腰，一手举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喇叭，并不时向公众振臂挥拳，让居民们很容易回忆起当年“文革”情形。
王平就是坚定的反对派。
要想得到回迁房，王平需要自己掏10万元。王平说，这对于北京一般百姓而言或许不多，但酒仙桥很多退休工人无法承受。另外，他有两间房，合计面积35平米，按危改方案，同样交10万元，一间独立10平方米楼房即可换得一间70平米左右的新房，而他35平米的面积却只能换得一间90平米的三居室，他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公。
平房住户约有四百余户，同样多归为反对派，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拆迁补偿在面积计算上逊于合居楼而不同意危改方案。尽管回迁面积较多，但平房住户需交的购房款，通常高达20万元。
除了平房和合居楼，酒仙桥还有约700户成套产权住房，里面住的多是原厂领导和老资历职工。相对而言，这些房子的房龄较短，尚不算“危房”。因为有着独立产权，这群住户成为危改方案最坚定的反对派。
值得一提的是，同意危改方案者，多在住房极其困难的人。此次拆迁涉及的街坊共五千余户，其中有四千多户住一间户的筒子楼，房屋面积仅有9平米左右。
孔令国显然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在样板房广受质疑、不利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2006年8月，电控阳光启动酒仙桥危改。
不知是否因为看到“同步拆迁”的难度，电控阳光最终仍采取了拆迁常用的办法——签约倒计时。规定对一个月内签约的居民给予现金和选房权奖励。一度观望的居民开始动摇，在倒计时即将截止时，一批居民连夜签约。
宣传车和红条幅开始高频率出现在社区，开发商动员大家积极配合危改，“相信党和政府，不听谣，不信谣”。反对派们则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反击，久违的大小字报开始出现在酒仙桥。
双方斗争渐趋白热化。拆迁公司打出的横幅有时被居民割断，而反对者贴出的大小字报也会在夜间被拆迁公司涂掉。
位于11街坊的健身广场成为双方争夺的阵地。开始，居民们在此互通危改信息，并约定时间举行聚会。酒仙桥的几位“维权积极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自名为“孺子牛”的退休工人。有目击者曾看到他曾多次在此演讲，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跟开发商斗争。孺子牛的演讲颇有特色，往往是一手叉腰，一手举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喇叭，并不时向公众振臂挥拳，让居民们很容易回忆起当年“文革”情形。而事实上，据说孺子年当年确也曾担任过厂革委会的副主任。
开发商很快发现此种危险迹象，他们在广场一侧摆放桌椅，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用“正面宣传”争取居民支持。然而无论是声势还是效果，他们皆处在了下风。
酒仙桥地区平房和合居楼的产权均归单位所有。工人们曾根据北京市有关文件要求，提出落实房改政策，向单位购买产权。按照有关政策，他们在获得房子的产权后，在危改时可以享受更为有利的补偿。9月18日，朝阳区政府危改办发出通知，要求各产权单位停止房改售房。
“没有产权还闹得这么凶，如果真要给了产权的话，酒仙桥危改更没门了。”一位酒仙桥工人如此解释酒仙桥取消房改的原因。
而电控阳光于9月23日出版的一份极不聪明的社区报，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这份配合危改出版的报纸放在开发商设立的法律咨询台上，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一位目光敏锐的居民发现了报纸内容上的问题，一手高举报纸喊道：看啊，开发商骂人了！
报纸上刊登了一封题为“危机”的“居民来信”，以“唤醒犹豫和观望的居民”。信中对酒仙桥居民作出如下描述：
你没有危机感吗？你的身边有多少档次高有身价的朋友？从有人类开始，闲贫爱富(记者注：原文如此)就存在了，一个贫民窟出来的人，哪个国家都如此，给人的印象素质低、赖汉(记者注：原文如此)、没本事、下九流……连子孙的婚事也耽搁了，谁看得上贫民窟的男女。
酒仙桥炸了。群情激愤的人们迅速去街道办事处要求讨还公道，办事处被上千人团团围住，甚至连对面马路也一度被堵。
基层官员临危受命
在接待酒仙桥居民期间，巴长瑞感受到反对派对开发商的愤怒和恐惧，有人甚至情绪失控，放声大哭。
“9·23”辱民事件持续了数天，最后以开发商公开道歉结束。所幸未发生激烈冲突。
居民围堵街道办事处期间，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副书记，原来主抓纪检的巴长瑞卷入了危改漩涡。他临危受命，负责疏导。
“老巴”被居民们认为是一个“务实”的领导。在酒仙桥，能得到这一评价并不容易。事实上，因为福利区长期属企业的“自管区”，与街道办事处久有隔阂。互不信任的氛围一直存在。几年前，在十街坊居民用来休闲的一块空地上，街道本打算盖一个活动中心，供退休职工娱乐，结果却被福利区工人理解为街道想借机占地，结果建了一半就被推倒。
王平觉得，在巴长瑞身上，他似乎看到当年厂领导的影子——他们在厂里每天都是早去晚归，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收入差距也不大。而现在，他说，厂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仅报销的汽油费就抵得上退休工人的工资……
巴长瑞1998年从部队转业到酒仙桥街道工作，开始曾担任城管队长。在查抄一名女摊贩时，他发现对方是酒仙桥的一名退休工人，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对方跟他一样也是部队转业，而且还曾是一名正营职军官——这是当年转业军人进酒仙桥各厂的最低要求。
巴长瑞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全天候开门接待居民来访。
他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在接待完一批反对派之后，马上可能接待一批赞成派，与反对派极力否定拆迁方案相反，他们担心因为反对派的拆腾导致危改告吹。
他也感受到反对派对开发商的愤怒和恐惧，有人甚至情绪失控，放声大哭。他发现，表面强势的居民们，内心其实很无助。他甚至渐渐形成了一个口头禅：有我在，你们怕什么？
由于分身乏术，巴长瑞提出从居民中选出部分代表，一来便于自己接待，二来也方便与开发商对话。
经两个社区87位楼长的推选，王平等14人当选。他们大都是同开发商“斗争”表现突出者。街道办事处最初不予认可，要求将其中几个去年围攻街道办事处事件中“积极分子”拿掉，结果代表们非常团结：要拿就把我们全都拿掉。
代表们在酒仙桥大都有两间或两间以上的住房，和王平一样，他们都认为自己按目前的危改方案吃亏。两名有产权房的代表更是坚定不移地抵制。
不过，代表们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除了程序方面的问题——许多酒仙桥居民并不认可由楼长推选的代表。14位危改代表当中，只有一位与电控阳光签了约，反对派与赞成派的比例是13：1。开发商一方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推举的代表并不能全面代表酒仙桥居民。
王彩云事前并不知道推举代表一事，后在即将结束时闯入，宣布自己要对代表进行监督，并因此也成为一名代表。她是居民代表中最为激进的“反对派”。
王彩云1986年下岗，下岗后一度和女儿靠捏泥娃娃为生。她在酒仙桥有一大间平房，按照危改方案，她虽然可以得到一处面积较大的房子，但需交20万元购房款。“现在又不让卖器官了，你让我去哪弄这么多钱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彩云提到过身边发生的两起悲剧——当年的两位同事，下岗后因贫困先后自杀。
一直努力主导酒仙桥危改群众斗争的老工人“孺子牛”，其实是718厂的退休工人，但并不住在拆迁区内，于是被排除在代表之外。
代表们定下几条不成文规矩：不谈个人问题；不与开发商单独接触；不接受开发商吃请。
谈判失败逼出公投
6月9日公投中，王彩云一直呆在外面守候，她的任务是，一旦投票中发现开发商玩猫腻，便径直闯进去砸掉票箱。
由于长期无法实施拆迁，电控阳光聘用的16家拆迁公司渐渐显得不耐烦，有人甚至背后指责电控阳光“太窝囊”。
2007年正月初八，春节上班第一天，巴长瑞在一间地下室接见危改居民代表。这意味着官方首次承认了代表们的合法性。巴长瑞后来将此次见面称为“破冰之旅”。
危改居民代表小组成立之后，即由陈伦芬和酒仙桥街道办副书记巴长瑞牵头与电控阳光对话。对话以开发商节节退让和代表们步步紧逼为特征。代表们自学了大量危改拆迁文件。“与开发商的谈判中，我们从未处在下风。”王平说。
危改方案后来三易其稿，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代表们的意见。其中仅周转费一项，即户均提高两万元，开发商让利总额一亿元。这是文件规定之外对酒仙桥居民提供的一项特殊待遇。
然而代表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除非根本上推翻危改方案，乃至重新调整用地规划，否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代表们渐渐发现，电控阳光其实也有苦衷：有限的回迁土地面积中，需要安排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十八家单位，还要留出拓宽道路用地。另外还需要卖掉一块地用以弥补建设资金不足，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用来盖居民回迁房。
电控阳光在致酒仙桥危改区居民的一封信中，隐约提到他们的无奈：危改区的建筑面积是政府规划部门审定的，安置标准是在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超出规划条件允许和政府规定，项目将无法顺利实施。
王平对孔令国本人抱有好感，他注意到，这位搞建筑设计出身的开发商说到动情处时甚至会脸红。
代表们找到有关主管部门，进展却更为有限。有一次对话中，居民代表高文汉发现，当满头白发的代表龚秀兰诉说起酒仙桥历史时，区建委一位官员打起了嗑睡。
5月底的一次对话中，电控阳光表示已经退至底线，再不行只能走人。一位朱姓居民代表作出了妥协：要不你们将最后的方案公布出来，让大家来决定吧。
让酒仙桥闻名天下的“危改公投”，因此浮出水面。
对于酒仙桥危改公投，外界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说认为“公投”体现民主；另一说却是“多数人的暴政”。
居民代表小组倾向于后者。对于“公投民主”说，居民代表邹朝刚斥之为“刺刀下的民主”，他认为开发商用心险恶，公投是假，借公投强推危改是真。
巴长瑞在投票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投只是听取民意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决定危改的手段。
事实上，正是因为巴长瑞的最后拍板，才最终让多数代表们反对、开发商犹疑的“公投”付诸实践。
眼见“公投”无法挽回，代表们向巴长瑞提出要“全程监督”，巴长瑞表示有公证处现场公证，代表当即举出西安宝马案公证处作假事例。
代表王彩云重新开始活动，她以个人名义贴出四百多张小字报，号召大家“保卫酒仙桥”，投票时坚决划“×”，揭穿开发商的“阴谋诡计”。
作为危改中的“积极分子”，王彩云曾多次被社区负责人出面做工作，让其维护大局，结果均未见效。一位邻居讲，有一次王彩云甚至将对方带来的礼品扔出门外，而当地片警在上级压力下，也曾苦口婆心对其劝服，甚至恳求王彩云“给一条活路”。
6月9日公投中，王彩云一直呆在外面守候，她的任务是，一旦投票中发现开发商玩猫腻，便径直闯进去砸掉票箱。
公投中代表们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监督权。他们组织居民轮流值班监督6个票箱，对于一些有问题的票则据理力争。王平注意到，一位居民甚至对危改方案的两个选项中划了“0”，但却在后面点了一个点，再加上一个阿拉伯数字“9”，下面写上一句话：赞成，但是购房款难以承受。经王平力争，这张票没有算作赞成票，而是作了废票处理。
酒仙桥，“闹”到僵
对于酒仙桥特有的“闹”，陈伦芬一直充满矛盾。一位前街道办的主任曾经笑她：你们酒仙桥是不是“闹”出甜头来了？
著名的酒仙桥公投结果是：5473户危改区居民中，有3711户投票，基中赞成票2451，占66%，反对票为1228，占33%，另有32票无效。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和电控阳光均承认以上数字的真实性，这也是谈判数月以来，居民和开发商第一次就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
然而酒仙桥危改也就此陷入了僵局。
公投之后，危改各方一度沉寂，谣言再次盛行。如传称回迁房将建在6公里外的坟地；开发商打算卷钱走人等。居民们在办公室找不到巴长瑞，传说他因“公投”受到上级批评，出去躲起来了(巴长瑞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曾去党校学习几天)；有人说电控阳光的人跑了，办公室空着(孔令国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公司只是放了几天假)。
在接受采访时，孔令国自始至终盯着记者手中的笔。对于为什么最后1200余户居民反对危改，他回答说： “可能是因为我们宣传得不够”。
电控阳光自2003年成立，前期投资已上亿元，然而4年下来一户未拆，曾被同行戏言为是效率最低的开发商。陈伦芬为孔令国抱不平：“人家本来帮咱酒仙桥危改的，谁成想成阶级敌人了。”
对于酒仙桥地区所特有的“闹”，陈伦芬很矛盾。一方面，他们理解酒仙桥工人的困难，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她也确实看到这种做法的危险。一位前街道办的主任曾经笑她：你们酒仙桥是不是“闹”出甜头来了？
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伦芬其实一直试图用另一种途径解决问题，集中群众意见，向有关领导反映，可是她能明显感到作用有限——有的领导“根本不爱听”。
2400余户同意危改方案的居民以及1700户的弃权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大都遭到了拒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他觉得拆迁方案对自己而言已经可以接受，但也不反对别人去“争”。因为争来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他惟一的担心是，别“闹得太过”，把危改搅黄了。
维权积极人士“孺子牛”感到了失落，他曾多次要求给居民代表们讲话，结果被拒绝。后在一封致代表的信中写道：与去年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相比，今年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冷落……不过孺子牛仍重申，“将与你们共同战斗，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
代表们一度想别的办法，居民代表孙广聚曾经找过北京著名的自建房发起者于凌罡，看能否抛开开发商，由居民们自主建房，然而测算下来，平均每平方米的房价大概是6000元，是回迁房价格的三倍。14位居民代表渐渐出现分化。6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14名代表只有10名出席。
在发布会上，一向激进的王彩云对前景充满悲观，“看着吧，将来酒仙桥没准要出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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