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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华简介
1953年出生。197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文工团任演员。1976年进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曾参加上千部(集)电影、电视片的译制创作。其中在700部(集)以上的译制片中任主配或译制导演。
主要作品有《追捕》、《远山的呼唤》、《卡桑德拉大桥》、《情暖童心》、《莫斯科之恋》、《昏迷》、《无头骑士》、《茜茜公主》、《国际女郎》、《魂断蓝桥》、《真实的谎言》、《廊桥遗梦》、《诺丁山》等。
她担任主创的8部译制片曾获“金鸡奖”及“政府奖”，如《亡命天涯》、《追捕》等。
由于她在美国影片《昏迷》中为女主角的出色配音，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
曾获上海青年艺术十佳称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我最喜爱的女配音演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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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华和老公、《红色箴言》的剧务主任彭志超笑看津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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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个演员的声音是不是有饱满的生命力，一听就能听出来。
丁建华：作为配音演员，仅有一个好听的、有特点的嗓子并不能就把这项工作做好。我觉得作为专业配音演员，不能只驾驭一两个角色，还要能够掌握各种各样的能力，要有对艺术的一种先天的敏感和悟性。因为你没有一种激情的爆发，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悟能力，还有对角色的分析、对角色的理解，直到最后身体力行地深入到这个角色中去，是不可能把配音工作做好的。
记者：我想知道您的家庭，您是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丁建华：我的家庭是很有传奇色彩的，我父亲是军人，从山东打仗跟着陈毅的部队入驻上海的。当时他24岁，已经是一个团长了，解放上海时他接管了上海的一个区，是区委书记。我母亲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外公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国民党政府里当秘书。我的外婆长得很漂亮，从乡下到上海来谋生，摆小摊卖大饼、油条。那时候，我外公经常到我外婆的小摊上去吃早点。见我外婆长得漂亮又文气，他就对她说，嫁给我吧！把我外婆吓了一跳，不敢在上海再干了，就回到了乡下。我外公就追到了乡下。我外婆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不准她再去上海。我外公就跪在地上求婚，说我会好好保护她的。终于感动了外婆的家人，结果把我外婆接到了上海，结了婚，然后就生下了我妈妈。刚解放那会儿，因为我妈妈小时候跟外婆住在乡下，对上海郊区的地形很熟，又从小上过私塾有文化，就带着我爸爸他们的部队在郊区剿匪。
记者：你妈妈胆儿够大的。
丁建华：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之后，许多国民党的残余还有土匪就跑到乡下躲藏起来，剿匪的时候，我爸爸带着一个团，在我妈妈的带领下，到土地庙、奶奶庙之类的地方去剿匪。等听到了枪炮声时，我爸爸就把我妈妈塞到马肚子底下，马会保护人。妈妈就感觉到，解放军真好！
记者：那时候你妈妈多大？
丁建华：妈妈当时只有14岁，爸爸是24岁。妈妈当时就觉得解放军勇敢，爸爸在她心目中特别神勇！爸爸当时确实很厉害，在山东一带，国民党用多少银子换他一个人头。我妈妈就特别崇拜这样的男人，她觉得能跟他们在一起做事情特别光荣。我妈妈14岁就穿上军装当兵了，哪都敢闯，特别冲。
记者：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丁建华：当时，部队里好多进城干部都喜欢我妈妈，我爸爸当时也特别喜欢她。但那时候他们都只能向组织上汇报。当组织上找我妈妈谈话时，她说她喜欢我爸爸。之后，妈妈的军被和爸爸的军被放到一张床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婚礼，他们结婚了。
记者：那时候你妈妈多大？
丁建华：17岁。然后18岁就生下了我。我妈妈告诉我，她怀每一个孩子的时候都做过一个梦。她说，我这个梦是这样的：我爸爸出差了，她天天等啊盼啊，我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有一天夜晚她就走出了房门，她就望着夜空深呼吸，在满天的繁星中寻找哪一颗是我爸爸？特别渴望能找到一颗最亮的，她就把嘴巴张开深呼吸“啊”——那颗星星竟然像流星一样哗地掉下来了，她就用嘴去接，然后就把这颗星星吃到肚子里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一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后来人家就跟她说，以后你这个孩子肯定是个明星哩！
记者：美得像一部电影。
丁建华：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妈妈的噩运就开始了。因为外公曾经在国民党做过事，就怀疑他是特务。外公被抓起来了。妈妈被打成了漏网右派、极右分子。当时有一个比我爸爸级别更高的干部早就看上了我妈妈，遭到拒绝后一直怀恨在心，非要把我妈妈打成右派，并逼迫我爸爸与妈妈离婚，说不离婚的话，你的孩子就全完了。为了我和弟弟妹妹们，爸爸决定与妈妈分手。对我妈妈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崩溃了，她决定以死抗争。但两次自杀都没死成，一次是上吊，一次是卧轨，都被我爸爸救了，也让我给救了。那时候我弟弟妹妹都上全托幼儿园，只有我上小学一年级在家，我太知道家里的这种动荡了。我就特别注意我妈妈的一举一动，两次都是我把爸爸叫醒，去救我妈妈……后来我妈妈说，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我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但是她对我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离婚后，你让我在这个家当保姆，我不要你工钱，我要看着这4个孩子长大，等这4个孩子长大成人了，我再离开这个家。你可以结婚，你可以干你所有想干的事情。
记者：她真坚强啊！
丁建华：她也感动了我爸爸。我爸爸跟组织表示：我不离婚！我的妻子是好人，是个好母亲！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豁出去了！于是，就把我们家迁出上海，迁到崇明岛的一个农场里。那时候农场非常荒凉，冬天北风呼啸，住在像延安窑洞一样的房子里，借着微弱的烛光读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经常发生火灾，我妈妈就像一只老鹰一样张开翅膀护着我们这些小鸟一样的孩子。三年自然灾害时，妈妈把仅有的粮食给我们和爸爸吃，她自己在门前种了一些南瓜之类的充饥，最后人已经浮肿得很厉害，送到上海的医院才算捡了一条命。她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支撑着一个家。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的声音特别好听呢？
丁建华：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歌剧《江姐》，以前还在上海看过一些话剧。我对艺术的热爱也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唱歌，在农场干活休息时，只要大家让我唱，我把镰刀一丢，站在那儿就唱，从来不知道害羞。当时几乎所有的歌，还有京剧选段，我是一曲接一曲，不重复地唱。还代替当地沪剧团生病的小演员演过《智取威虎山》，当地人都叫我小夜莺。14岁那年，沪剧团就要吸收我当演员。我爸爸说不行，这个年龄应该是读书的年龄，不能去唱戏！
我到17岁的时候，我爸爸很懂我，他知道我太想当演员了。正好赶上部队到农场来招文艺兵，我就去考了，真是大浪淘沙啊，整个农场就考上了我一个。入伍就要政审，但我的政审就是通不过。当地的贫下中农联名写信到文工团替我说情，我妈妈也写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组织部的申诉信。政审了整整一年，我终于当上兵，到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可我还是被警告：你的出身不好，你是一个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的军人。我穿上了军装，心想，不管你怎么说，我现在总算是当兵了，依然很开心。
记者：那你是怎样考的上影译制厂？
丁建华：产生报考译制厂的念头也是很苦涩的。入伍5年后，我接到我妈妈寄来的三封信，说关于你入党的问题部队已经来农场调查了，但因为妈妈的问题，我相信是不会让你入党的，你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第一封信我看了还没什么，第二封又重复这个内容，第三封还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长大了，有点思想了，我就会想，凭什么呀！
记者：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丁建华：太不公平了！对我一向的信念开始有点动摇了。我曾经对我的动摇还进行过自我批评呢。但是有一件事，一下子就把我以前所有的向往、希望和决心打碎了，我对于公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1975年，上海复旦大学到东海舰队招工农兵学员，我一直文科特别好，在农场小学读书时，就有好几篇作文被上海的小学生作文选登出来，我的童声独唱还被上海的唱片厂录制过。我要去考，我要读书！我就去考了。结果东海舰队的工农兵大学生就录取了我一个。通知来了，文工团还为我举办了庆祝宴会，还让我买糖给大家分了吃了，都整装待发了，突然就来了一纸命令，说我这样的人不能上大学，不能培养右派子女。正好这时，有一个高干子弟顶替了我。我就躺在床上痛哭，甚至绝食……无奈之中，我只好准备离开部队了。一位好心的老战友告诉我上影译制片厂正在招人，我找团长去开证明。团长说，小丁啊，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你最好先别脱军装，听团长一个劝。我相信你嘴里讲的父母都是好人，好人总有一天会有好报的，这是真理！
记者：团长真是个好人，应该说你还是很幸运的。
丁建华：我总是能得到贵人帮助。我就拿着文工团给我开的一个证明来到了上海译制片厂。那时候我留了一个娃娃头，他们管我叫当兵的。我就是胆子大，觉得自己胸有成竹。当时考了一批又一批，一批就是一二十个。让你站在话筒前朗诵，台下坐着两排老师。开始让我念一段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台词，告诉我，你要慷慨激昂，侃侃而谈。我准备了一下，就侃侃而谈了。他们认为我身临其境、激情满怀，很符合那一段文字的情境，很好。接着，让我再朗诵一段我自己准备的内容。我朗诵的是一段对鲁迅的纪念文字，当时的朗诵，我是按照我在话剧舞台上的感觉，那种念白似的，声音很大很激昂。刚念了几句，就听到一个男中音说“停”！他说，配音演员说话要自然，不能像那种舞台上朗诵的腔调，我们应当像生活中自然的说话。你要保持住你的激情，又要生活化自然的表达。说实话，作为一名话剧演员，这对我是有点难度的。我静了一下，看着面前的话筒，我把它想象成了妈妈的脸。在农场困难的时候，妈妈总是讲鲁迅的故事给我听，现在妈妈还在农场，女儿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我心里很难过。我就想，妈妈，今天女儿来讲一个鲁迅的故事给你听。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开始朗诵，声音一下子就沉了下来，而不是像刚才所有的血都涌到脑袋顶上，就用一种平稳的、亲切的声调开始倾吐心声……我只朗诵了四五句的时候，还是那个男中音说：“好了！很好，可以了！ ”我就有点不明白地看着他，他很肯定地说：“真的，很好！”
记者：他就是乔榛老师吧？
丁建华：是的。3天以后得到通知，我被录取了。就这样，我成为了上影译制片厂的一名配音演员。
记者：能讲讲你的恋爱故事吗？
丁建华：我的恋爱故事太简单了，在部队文工团时不准谈恋爱，当然还是没有遇到我喜欢的人。我到译制厂时才23岁，我老公就是我们厂里搞技术的，他是用什么方式追的我呢？他的字写得特别漂亮，那时候我经常到电台去做节目，每次都送给我一个印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字样的本，他就跟我要了一个本，然后把毛主席发表过的三十几首诗词全部用小楷抄录在本上送给我。我就说，他的字怎么写得那么好，再说他又是浓眉大眼的，他年轻的时候很帅气的。比我大5岁，也是复员军人，感觉他特别能保护我。当他要和我正式确定关系的时候，我说我父母要到上海来了，你让我父母看一看，如果父母同意，我就同意。结果我父母看过之后很满意，按当时的标准，他是工人，又是党员，还是复员军人。然后妈妈就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跟他讲了我们家的所有情况，以后就确定了这个关系。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得到了平反，全家人都回到了上海。我妈妈说我就是她的福星。后来我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她一心一意要圆妈妈当年未圆的梦。女儿也喜欢戏剧，电影《钢琴课》里面那个小姑娘就是她配的音，但她只是客串一下，她在复旦大学读的是世界经济系。
记者：每当你配一部电影，等工作结束了，你是不是还要沉浸在其中一段时间？
丁建华：会的，里边的许多情节还会让你像过电一样。有时候配完了一部戏我就会发高烧，什么病也查不出来。太投入了，也太痛苦了。
记者：是情感的高烧。是一种神魂分离的状态。
丁建华：就是这样，我觉得当配音演员也不容易，不是我穿一双靴子，我拿一把扇子，我就是这个人了。我什么也不拿，往那一站，就音乐好听，能代表那个人物味道的，就永远是那段音乐。我觉得配戏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准确的内核。一旦找到了，你就能驾驭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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