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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腹地边缘族群生态摹本
在金三角种了一辈子鸦片烟的老人，当记者和他提起海洛因，他竟显得很茫然。但是，旁边人问他小春种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种的是大烟。在这些老实巴交的烟农眼里，大烟是一种庄稼，就像我们种的萝卜白菜一样。
当地人告诉我们，距离佤邦总部邦康郊区20公里处，有一片古塔林，这里曾是罂粟在东南亚的发源地。了解佤邦烟民禁种后的现状，最佳的去处莫过于此。
这是一段尘封的记忆：1885年，缅甸成为英殖民地后英国人在这里撒下了第一批罂粟种子，妖娆的罂粟花开满了萨尔温江两岸。为了庆祝他们的“巨大成功”，英殖民者在山顶的塔林前，修建了英式的石门。
100多年过去了，当记者来到此地时，塔林依旧孤独地任由风吹雨淋，守护其间的大榕树依然苍翠，脚下的罂粟却已凋零。
缅北邦康邦洪村赤贫的烟农，他们是金三角最底层的边缘人。
赤贫烟农，毒品暴利背后的输家
2007年7月1日，缅北邦康邦洪村。
44岁的佤族男人爱拉，站在村口的烈日下，用生涩的汉语和记者攀谈着。这个种植罂粟种了大半辈子的烟农，提起禁种就一肚子苦水。“种鸦片前一亩地的收入四五千块，现在不种烟了，吃盐巴都难！”他一边比划一边叹息着。
那时候，每年2月罂粟的花期过时，山坡上的地里，就满是摇曳的罂粟果实。
现在，在这个佤族村寨的一间四处透风的茅草屋里，戴着旧军帽的3个男孩，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都是爱拉的孩子，或苍白或蜡黄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和不安。连年的战乱，使这里的孩子对外界的造访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当记者问及是否了解鸦片害人时，从未上过学的爱拉直摇头。他只知道“种大烟”可以换来粮食、盐巴、辣子，使全家人不会饿死。山里缺医少药，鸦片在这里被认定为传统的止痛药，他们甚至认为吸食少量毒品有益于健康。
这几年来，他们艰难地寻找着新的出路。政府曾经让他们种植香蕉，因为海拔高，一棵也没有成活；又种了咖啡，后来也全死了；他们还尝试着种下蓖麻，结果也没能留下一棵。
当地政府又投资了10多万元，动员他们改种木薯，但还是失败了。现在他们又打算种茶树，但又苦于没有技术。
100多年来，这些世代种植着“懒庄稼”(罂粟)的烟民，除了大烟以外他们不懂得任何种植技术，也无资金购买种子化肥，实行农作物替代种植，在他们看来是那样艰难。
在这片贫瘠的高原上生活的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维生，但是1公斤生鸦片制成0.1公斤海洛因后，在美国毒品黑市的价格是15000元美金。这些位于毒品交易链源头的赤贫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顿生活，毒品交易的暴利并没有惠及他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他们是这里边缘而无足轻重的人。
这里，鸦片是现金的等价物，有了鸦片才能得到婚嫁的首饰、御敌的枪支、以及求医看病的救命钱。
2005年禁种后，公开的毒品交易已被明令禁止。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的禁种决心，已被当地人熟知。当记者问起是否会选择复种时？一位村妇回答得很干脆：“鲍总让我们种，我们才会种。鲍总不让种，我们就不种！”
在村民看来，鲍说过的话是不容置疑的。爱拉说，政府禁种两年来，村里现在连罂粟壳都找不到了。以前吸烟的烟枪也都烧掉了。
失学儿童的娃娃兵宿命
因为穷，村里的32个孩子集体失学了。
“如果不上学了，你想做什么？”
“应该去当兵吧！”一个叫爱扎的男孩，眼圈微红。他望着曾经熟悉的老师和洋溢着欢乐的课堂，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邦康掩映在一片神秘的雾霭之中。不远处的军校，不时传来军人操练的口号声，远处的山峦和遍地的草绿色军服，汇成一色。
如今，罂粟已败，尚武的情结却仍在延续，很多孩子，小学没毕业就成了军人。
在佤邦总部政工部，记者遇到一群娃娃兵。一个男孩告诉我，他今年16岁，上过4年级，参军后每天训练5-6个小时，主要训练内容是散打格斗、跑步和射击。当问起为什么当兵时，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告诉我们，是为了“穿军装、扛枪，好看又神气。”
由于长年打仗，佤邦已有1万多青壮年死于战火。这些娃娃兵多是“烈士”遗孤，军方出于“照顾”让他们当兵吃粮。
他们多来自贫困家庭，一旦入伍就需终生服役。等到他们30多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军队就给他们一笔安家的费用。即使离开军队也只能算休假，战争时要随时准备归队。
佤邦政工部部长闫生炳介绍，近两年来佤邦的失学儿童达6万人，在世代种植鸦片的金三角，新的一代人将不再是烟农了，他们将成长为怎样的一代，决定着金三角在不远的将来，能否从蒙昧走向文明。
一个边民的雇佣军生涯
在缅北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想办法买武器，然后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武装。各种武装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利益、争地盘经常战事不断，作为其中必要元素的士兵，除了当地人外，更有许多来自缅甸境外，他们就是人们常提起的“雇佣军”。
李冬是佤族人，他的叔叔在佤邦当区长。1997年，他在云南西盟因为斗殴伤人被判刑三年。出狱后，他和同村几个小青年偷渡到佤邦，参加了神秘的“佤邦联合军”(UWSA)。在他叔叔的帮助下，他顺利进入警察部队。
李冬在邦康的警校集训了10个月后，被派往营盘街做交警。
“在营盘当雇佣兵不仅生活清苦而且非常危险。”李冬说，营盘是通往中国境内的交通要冲，也是佤邦著名的“五大毒市”之一，这里情况非常复杂。
李冬向记者介绍，从2000年开始他在这里当兵3年，表面每个月只有35块钱，不如在云南种地。但是，如果你头脑灵活就有可能发大财，雇佣兵一般都会和长官做点“生意”。其实，李冬所说的“做生意”，实际上就是贩毒。
因为军旅生活的艰苦，2003年李冬偷偷离开了营盘，回到家乡西盟谋生。他对记者说，现在仍然不断有中国人进入缅北，除了做农民，也有经商的，更有在中国找不到工作而前去当兵的，对于他们而言，当兵只是一种就业方式而已。
漂泊异邦的中国知青
周大福，是上世纪60年代响应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号召，从云南昆明来到缅北参加缅甸共产党的。当时缅共武装如火如荼地发展，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成百上千名“知青”跨出国境成为缅共战士。
周很快参加了各种战役，在与缅军和其他武装的对峙冲突中，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吃尽了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失散，周幸运地活了下来。直至今天他的身上还残留着5个弹片没有取出，他的半根手指也在战争中失去了。
现年62岁的他，是佤邦政府的副师级干部，每月的“工资”是30元人民币和35斤大米。他还清晰地记得，大串联的时候，他和一群知青从昆明一路步行到韶山。
周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自己没有做过毒品，而且教育几个儿子也不能吸毒”。他说，在毒品遍地的邦康，这是他最大的成就。
在邦康几天的采访中，他亲自驾车陪同我们跑东走西，腰间佩带着一支勃郎宁自卫手枪。那支勃郎宁手枪跟随他多年，这个从小就做着侠客梦的老知青，和记者谈起金庸、古龙、卧龙生时，脸上泛光。和年轻人喝起酒来，他一个顶仨。酒至酣处，他向我们讲述当年他带领一营佤兵和几倍于他的敌人作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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