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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幕：2003年底，呼和浩特市举行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与会的浙江各级领导一片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在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浙江与内蒙古协作发展，打造三大经济飞地的构想与实践，是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与扶持机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之举。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宏观框架完成“封顶”，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正在共谋打破行政区划和体制的坚冰，朝着市场一体化的和谐新格局迈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迅猛强劲的喜人态势，正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发展新思路：“合纵连横”谋崛起，国家级区域规划起步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逐步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并在管理与调控区域发展手段上不断创新，这是我国区域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已经为我们描画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图景，明确了四大战略区域的发展重点与方向。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其政策指向愈发清晰，出台的措施愈发具体，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中央管理与调控区域发展的艺术日臻成熟。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把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三个“四大”，即四大战略区域(亦称“四大板块”)、四大机制和四大主体功能区。
所谓四大战略区域，就是从战略上将发展区域划分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所谓四大机制，即通过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与扶持机制协调区域发展，为企业、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区域行为提供基本规范；所谓四大主体功能区，就是依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中国区域管理的一大创新。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思路、新观念和新举措，就是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来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这实质上点出了缩小区域差距的内涵，即人民生活水平差异趋向缩小。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把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切实贯彻落实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改革新动力：从“单极突进”到“多轮驱动”
不同类型区域的全面快速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中央政府重视区域经济，主要是由于区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针对西部地区长期贫困落后，中央在1999年底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面对“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地区发展出现明显衰退，中央2002年又提出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中央在2003年提出“统筹区域发展”，重视长三角与京津冀都市圈这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规划，其背后的深意是：统筹区域发展，在于综合解决各种区域问题。只有通盘考虑西部的“落后病”、东北的“萧条病”与东部部分城市出现的“膨胀病”，才能防止中国的发展步伐因区域病困扰而放缓。中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同样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部六省的发展本身，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布阵中，这是最后一个板块的战略宏图。
由此，中国的区域战略基本上完成了由“沿海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未来战略区域的范围已经基本明确。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区域战略将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四个大范围一级区域框架来安排。
只有东中西互动，突出自身发展重点，才能综合治疗多种“区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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