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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眼中的人生
梅林一村100平方米的福利房、纯水岸临湖的高档住宅、观澜高尔夫的别墅——深圳房地产市场近来成交最旺的楼盘，它们的买家级别分别意味着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如同对应着飞机的普通舱、商务舱和头等舱。
上涨中，深圳楼市就像一个筛子那样筛选出富人，而且筛眼仍在不断扩大，众多怀揣深圳梦的中低收入者也竭尽所能地避免被筛子筛出去，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被深深“套牢”，透支未来——取消了二线关的深圳，房价无疑是一道更高明的门槛。
去年10月中的一天，来自武汉的傅志刚清楚地看到他人生中的那道筛眼。
那天上午他偶然路过一个叫“碧华庭居”的小区，出于习惯，他把视线投向房产中介的信息栏。令他惊喜的是，一套100平方米的二手房刚刚挂牌转让，他是第一个看到的人。
2005年研究生毕业的傅志刚，在深圳的同学十余人，只有一人尚未买房；他所在的大型国有公司，同时进来的毕业生有一大半买了房，2006年7月毕业的人中也有一半买了房。绝大部分首期来自父母，或是借钱。
之前两个月他无时不处于焦灼和郁闷中，看了无数的房子，可每次他去看房，房子总会在第二天就被人抢走。而且每套都比前一套卖得贵。
愈发焦灼的傅志刚，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深圳楼市的再一次报复性增长。当年6月1日，“新房2年内出售须缴纳5%营业税”的规定将售出时限延长到了5年。2005年的那一幕完整再现。同样长达3个月的对峙，同样是买方心理崩溃，营业税的成本一模一样地添加进了房价里，房价一模一样地加速上涨。
“6、7、8三个月，我的收入加起来只有5000元。”地产中介张先生说，那时谁都不让步，交易少得可怜，以佣金为生的中介日子自然不好过。
短暂的萧条后，张先生们乐于为急不可待的傅志刚们找到合意的房子。
这次，傅志刚成了第一个去看房的人，在屋子中停留的半小时内，他遇到了不同中介带来的十几个看房人，几乎是一个小型现场拍卖会。从看房到决定，只用了2个小时。签完合同后，傅志刚给女友打电话，“我是不是在做梦？像买棵白菜一样花掉了未来三十年？”
“这棵白菜”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首期款中有部分是向朋友借的。他的收入稳定，在深圳属于中等偏上，每月6000元工资，女友的收入还略高一点。每月按揭款用去了他俩总收入的50%，而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家庭总收入的30%。
女友在电话中劝傅志刚冷静一点，傅则回答：如果现在不买房子，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给你一个家了。
对于傅志刚这一深圳人数最为庞大的白领阶层来说，房子是关乎一生的博弈。博弈论创始人冯•诺依曼曾准确地描述过这一群体：在手上牌可能最差的时候加大赌注。牌局对他们不利。
身边都是这样的故事。在目前这个高位前已购置房屋的人庆幸自己做了房奴，背上的沉重包袱似乎能保证他们留在筛眼继续扩大的筛子里；另外一些望房兴叹的人则因错过机会欲做房奴而不得暗自生恨。
7个月后，傅志刚的同学在他的10楼买了同一户型，多付了三十多万。“真羡慕你早就买了”。而傅也羡慕在他之前买房的同学。
这时的傅志刚正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在梅园路的大型建材市场，上千个摊位全都生意火爆，订单均排到一个月后。
据世华地产在今年3月的调查，他们发现，深圳人的购房习惯有了根本变化：过去，来到深圳3-8年后购房是常态，而目前1-3年也成为常态，而这些人，基本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支付房款，两个家庭、两代人共同承担一套房子的首期甚至是按揭已不鲜见。
转折之年
“房价问题已经是深圳最大的政治问题。”一位深圳市政府部门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实际上，深圳市在1988年就率先提出：深圳市住宅局代表政府建设微利房，以成本价向居民出售。住宅局可获微利，以弥补建设福利房的亏损。它实际上是一种成本房。
1993年，这个城市曾自豪地宣称，深圳市有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该市住宅局因此于1992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荣誉奖。
当时深圳房地产两轨多价的住房体系已经规划好了蓝图。《居屋发展纲要》还拟订了福利房占30%，微利房占40%，商品房占30%的比例，并注明：此后，建房比例中的两头逐渐减少，微利房逐渐增多。
那个时候，每个深圳市民，都可以排队购买政府开发的微利房。这项政策很好地解决了深圳人的居住问题。即使在深圳发展最热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房价飞涨的现象。
然而在10年后的2003年，深圳市住宅局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此后深圳的福利房和微利房建设陷入停顿，供应量少得可怜，而且多数是为公务员建设，多数居民由此被逼进商品房市场。
上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将之定为深圳房价的转折点。“就像米和盐一样，房子是半公共产品。因为房屋承载着人的基本居住权利。而房地产商就是想把政府供应这块挤掉。当时一些开发商攻击住宅局，认为住宅局成为一个政府背景的开发商。”
“与香港覆盖60%人群的公屋制度一样，过去深圳居民三五年或者七八年总是能排上房号。可现在怎么保证？”他说。
然而，房地产市场化是全国一盘棋，深圳对此似乎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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