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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奴工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大白于天下。近百名当地官员相继去职或降职，窑主和包工头也各各领刑在身，黑窑打手赵延兵更是被判死刑。这样的结果无论怎样不尽如人意，但显然已经是艰苦博弈的结果，已属来之不易。
但无论结果怎样，现在看来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了。罚不当罪固然不足以威慑来者，但即便用重典，难道就可以永绝后患吗？一个偶然的判例无论多么严厉，都不能替代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的适时调整。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不能适时调整，如果仍然有很多漏洞可钻，就不能排除还会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就不能排除地下奴隶经济还要死灰复燃。
前景之未可乐观，原因正在于此。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的适时调整，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对悲剧真相的无畏追问。判决不过是一时一地的治标，而对真相的无畏追问，才是治本的切入点。对真相的追问愈是无畏，反思就愈是彻底，制度调整就愈是到位。
那么关于山西奴工事件，真相是不是已然充分揭示？答案不免暗淡。山西奴工拐卖产业链是怎样组织的？对奴工的经济盘剥和人身侵犯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童奴到底有多少？童奴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对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情况，迄今仍无明确答案。以致到今天，无论怎样群情激愤，却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拿出实证数据，来说明地下奴隶经济的生成机制及其具体危害。
真相缺席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而真相之所以缺席，显然是因为无畏追问真相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真相必须对所有的追问敞开，对真相的追索必须是完全自由的和风险最小化的，真相的充分揭示才会成为可能。而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起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其全部真相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公众敞开，无论何人皆有权追问和追索。来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包括媒体的深度调查，包括学者的深度调查，包括法律人的深度调查，皆必不可少。代表工人的工会和代表全国民众的全国人大，尤应履行其法定职能，出面组织特别调查小组，实地排查，将真相报告全国人民。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介入愈深，对真相的揭示才会愈客观，真相才愈有可能水落石出。而真相之所以缺席，根子正在于第三方的缺席。
真相中有着社会病态的全部DNA，真相攸关每个人的生命权利，攸关社会的集体福祉。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理所当然地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高于所有的官场潜规则。最可怕的则是对真相的恐惧。但不能不承认，对真相的这种恐惧仍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真相的全部敞开，对真相的无畏追问和追索，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就集中体现于山西奴工事件。山西奴工事件之惨烈、之丑恶无以复加，而愈是惨烈、愈是丑恶，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也就愈是必要而紧迫。真相缺席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提示我们，尽管无论媒体，还是学术界，都不乏追问和追索的勇气，但追问和追索真相之艰辛、之坎坷，仍有如重重天堑。
山西奴工事件以其空前的惨烈和丑恶，深深刺痛了人心。但这还不是人心最大的痛。本来，山西奴工事件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对山西奴工事件的全部反应都必将载入史册。要么它成为进步的标杆，要么它成为耻辱柱。如果能秉持这样的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正视山西奴工事件，来决定全部的应对，那么，真相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而真相竟成问题，这才是痛中之痛，这才是人心最大的痛。
没有真相，公正就是一种奢侈品。而没有公正，则一切失去意义。求重求快的审判，本来是要给天下一个交待，给事件划上一个句号。但没有真相，何来交待？何来句号？所有的疑问都需要真相来回答，所有的伤痛都需要真相来抚平。诸多疑问，诸多伤痛决不应该郁结于胸，而必须通过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转化为澎湃不竭的现实力量，指向全部问题的核心。真相一日不出，关注一日不休，追问一日不止。惟有如此，才算恪尽公民的职守，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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