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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商的暴利从何而来？“聘政府工作人员当‘开发顾问’、在土地费上做文章、少交基础设施配套费、送钱物‘摆平’政府官员后逃避项目抵押金、‘套’住银行获得贷款、雇用‘黑社会’成员强行拆迁……”
这些是7月11日“新华视点”《黑龙江一房地产商自爆官商勾结内幕》的内容(见本报7月12日)。文章发表后，读者在指责官商勾结时，亦有人质疑，“报道的内容是不是编的？”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程子龙对《青年周末》讲述了他的采访经过：在收到举报材料后，他赶到报料人所在城市了解情况。在与报料人详谈之后，就相关细节与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采访中，程子龙还接到了“不客气”的电话。而报道中曝光的内幕仅为调查真相的六成。
收到百页举报材料
“我原是黑龙江省某地级市一家建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02年，我同另一家公司一位股东合作，以他公司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
按规定，我们应交1500万元项目保证金，但如果交那么多钱，就没有流动资金搞建设了。后来我们给一位领导送了钱和物，只交了500万元对方就答应了。
根据有关规定，开发商以拍卖方式购得的土地使用权，在拍卖摘牌后，马上就要交土地使用费。我们应交土地使用费1100万元，当时肯定交不起。于是同有关部门领导搞关系，不但推迟交费，也不用交那么多。后来拖了一年多，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了才交费。
在把土地‘拿’下来以后，我们请有关领导干部去青岛、海南等地游玩了一圈。这些人回来后，就给我们‘用上力’了。”——开发商自述
在今年春天，我收到一份快递：一个特别厚的文件袋，里面装了一份厚达百页的举报材料，50多页自述，还有附上的证据材料。
看完整个材料之后，我觉得事情让人非常震惊：报料人自称原本也是一个开发商，后来因为不满拿钱贿赂官员、摆平银行以及找黑社会搞强制拆迁的做法，被合伙人踢了出来。
这些内容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如何搞定官员和银行领导，以及里面的一些细节。
虽然素材不错，但对于我们记者而言，却非常棘手，因为房地产交易的黑幕光靠一个举报材料根本就说不清楚；另外我要是把材料中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核实一遍，至少需要花上几年时间，我也没这个权力，没这个能力。我只是一名记者，既不是执法部门，也不是纪检部门，只凭个人的力量无法调查清楚，即便能查出来，也不一定被承认。这让我一直犹豫，这个选题能不能做，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它能发表出来？
最后，我还是报了这个选题给分社领导，在采编例会上，领导同意了，领导告诉我一定要严肃认真地采访，保证事实绝对真实可靠，因为新华社是不允许有失实的稿件的。
仔细采访报料人
按照报料人留下的联系方式，我跟他联系，告诉他我要去他所在城市，约他见面唠唠嗑。
在那个城市采访，我把时间分成两段，白天我要采访，晚上，我就把报料人约到我住的宾馆里详谈。约在我住的地方，我们都有安全感，毕竟这个事对于他来说是天大的事。
他是一个看上去挺朴实的中年人，个头大概175厘米吧，穿得也很普通。在之前的几次电话联系中，报料人已经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见面之后更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很中肯的人，与印象中开发商的样子一点都不相符：说话不很社会化，出手也不是那么阔绰。
开始唠嗑之前，我把丑话说到了前头：“我这次不是为你解决什么问题而来，而是你把问题说开了，能为国家做点贡献。你考虑好，什么能跟我说，不能跟我说的，我宁愿不写。”他答应了。他开始回忆，描述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有时会因为记忆的不清晰有些停顿，等回忆清楚后再说出来。在哪个环节送了钱、哪个环节送了物这些细节他讲得很清楚，包括钱送给了哪个单位哪个人、对方叫什么、什么职务，送了多少钱等等。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全程都用了录音。对于我没有听清楚的地方，我会让他重新说一遍。第一次交谈之后，我又让他按照我想了解的脉络又重复了一遍。
规划部门：档案拿不出来
“我们从事的这个房地产项目，有许多地方违规。有些费用还没交齐，需要审批的那些章就都盖出来了。
其实，缴纳多项费用都要通过贷款。在贷款问题上，我们想了许多办法，终于把一家银行领导给‘套’住了。我们先期交纳10%的土地使用费后，就把土地使用权证拿到了，后来又把项目许可证拿到了。我们找到一个县城的银行领导，通过他联系上市里某银行领导，以土地使用权证和项目许可证作抵押，从银行贷款1200万元。”——开发商自述
有报料人主动抖料，手里还有他提供的材料，这个采访看似容易，但揭露这样的黑幕，仅以报料人的说法和提供的证据还不够，毕竟这只是一家之言，我需要核实。在核实采访中，我采取了与被批评者见面的方式采访：对方违规的，他投诉中涉及到的内容，我都采访了。为了保证这些报料是事实，不是杜撰，我还去实地看了违规拿到了房产证的楼盘。
怎样核实，问谁，怎么问？我考虑了很久：在地方上，人们对于消息的敏感度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如果因为我的采访不谨慎，暴露了报料人，对他，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对我，也会使采访进行不下去。
两天的时间里，我跑了当地的规划部门、消防部门、当地的法院(开发商在法院有其它纠纷诉讼)、该房产所在地的区政府以及当地的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
在这些采访中，有些部门非常配合：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我所询问的房屋项目没有经过竣工验收，但已拿到了房产证。
有些部门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答复：比如我到规划部门去了解情况，我直接找到该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想查一下“某某项目是否经过规划许可、审批？”
负责人表示“会全力配合我的采访”，不过要“查一下档案”。之后又告诉我“档案拿不出来”，说找到后给我答复。不过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有得到规划部门的反馈。包括消防部门，也是这样。
区长：不能接受采访
“把项目和土地等拿到以后，最难的一项工作是动迁。我们找到有关部门的一名领导，暗地里聘他作为项目开发顾问，给他好处。第一步，先让产权处冻结动迁户的房证，防止动迁户改变用途增加我们的动迁成本。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摸一下动迁户的底数。第二步，委托评估公司对动迁户的房产进行评估。
我们借助有关部门的熟人，可以给评估公司提供动迁区域房屋交易的最低价，这样评估公司就会给动迁户的房屋价值评估得很低。”——开发商自述
报料人所说的开发项目就在该市的某区，我决定直接跟该区的区长那里了解情况。在区政府的楼下，门卫就把我拦了下来，让我先跟当事人联系。于是，我在收发室给区长打的电话。
第一通电话打通后，当我表明自己是在调查“某某某房地产项目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区里包括区长是怎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会这么做？”时，区长表示，“没有时间啊。”让我先和宣传部门联系。
跟区宣传部沟通之后，我又给区长打电话。刚开始，他并不直接拒绝我，直到打了几次电话后，他很干脆地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这个问题如果区里不答复的话，我就到市里采访，让他们给我一个答复。”
或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区长虽然拒绝了我的采访，但他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员接受我的采访。这也算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态度。
成稿前接到“不客气”电话
采取迂回的方式做这个调查，倒不是我怕事。在我调查回来之后，成稿之前，我接到熟人的电话，当然多是来求情的，也有询问采访情况的。
对于这样的电话，我也不直接拒绝或者应承下来。这样的事，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也碰到过。他们的话说得更露骨呢，直接就恐吓我“不想活了，是不是活够了。”
求情的电话至少也有5个，都是表示，“稿子如果不发，忘不了你的好处”或者“以后表示感谢，能不能关照一下”等。实际上，这些话对我来说，不能说没有压力，因为我还要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还要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不过，为了正义，为了履行一个记者应尽的责任，我不怕我的朋友不理解我。
稿子只写了事实的六成
稿子出来后，影响很大，正面的、负面的评论都出来了。新浪网上的评论我也看到了。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是编出来的，我只能付诸一笑。
采访时我就怕人家说我是编的，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性，我只写出了采访中获得的讯息中的六成。事情比我报道出来的还要严重，还有揭露开发商偷税漏税的情况，我没有写进去。我有采访笔记和录音，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掌握着。
这篇报道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的确，报料人披露贿赂当地的主要官员和银行领导这部分内容，我没有办法和当事人进行核实。这些我只能一笔带过，报道也没有表现出具体的细节，比如贿赂了谁，拿什么贿赂。这就是我为什么以自述的形式来做这篇报道。如果以调查的方式来表现，它的影响可能更大，风险也就更大。当然，靠我自己的力量，也很难调查出来，我只能期待着有关部门能认真查处此事。
当地建设部门表示要调查
自从文章发表了之后，黑龙江省有关建设部门给我打电话，让我透露事情的发生地及相关情况，他们要调查了解有关违规问题，以便向建设部交代。我回绝了，因为我必须保护报料人的人身安全，除非是纪检部门介入严查此事。
有这样的担忧很正常，报料人检举的是黑龙江某地市的主要官员，黑龙江省建设部门是很难单独查处这些官商勾结问题的，我把想法跟省建设部门沟通，他们正在研究。
为了保护报料人的安全，在这里，我不会说明我采访报料人以及当地官员的具体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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