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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不仅是父女关系，我们还有师生关系，当年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而我则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女儿郭庶英眼里，父亲郭沫若既是自己的慈父，又是自己的严师。他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有极大包容心的人，一个有丰厚知识而又十分平和的人。
八一前夕，记者采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她退休前在外国专家局工作，现为郭沫若纪念馆特邀研究员、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郭庶英一直记得父亲的一段表白：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在郭庶英眼里，父亲郭沫若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父亲的革命生涯是从北伐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父亲目睹了蒋介石种种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愤慨地离开了。他借住在朱德租住的两层砖木结构民宅南昌花园角二号，撰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亲身经历揭穿蒋介石的假面具，号召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并因此被蒋介石通缉。
郭庶英说，父亲不仅是一个文化斗士，还是一个革命战士。他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后，毅然和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及阳翰笙等一道，于当晚乘坐手摇火车出发赶赴南昌。抵达牛行车站时大雨滂沱，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于是郭沫若决定，自己先和会游泳的阳翰笙游过江去。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来了一只小船，贺龙派人来接了。父亲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郭庶英告诉记者，起义部队进军广州。郭沫若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率大军向南方进发。在南下路上，父亲有时吟着自己做的新诗，有时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少年先锋歌》。在部队到达瑞金的时候，他与贺龙一同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谈到父亲在日本十年的流亡生涯，她告诉记者：“我父亲去日本是形势所迫，也是党的安排，他并不是逃脱，而是从战场返回书斋，开始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对此，周恩来曾说过一番话：“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郭庶英说，一九四一年，父亲正好五十岁，周恩来伯伯建议举办“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周伯伯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周伯伯明确表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郭庶英说，这次贺寿活动规模很大，搞成了全国性的，当时有两千多人参加，很热闹，会场内外陈列着送来的寿联、贺诗、文轴。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对父亲最大的肯定。从此，父亲的创作热情和斗志更旺盛了，父亲那段时间创作的史论和史剧，在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发挥出令人震撼的作用。
虽然事情已过了六十多年，今天回忆起来，郭庶英依然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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