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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们流向哪里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1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李杰举例说,按制度规定,如果他坚持不退,一旦升任县委书记,就能成为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属副厅级干部,退休时一般会享受正厅级待遇。而一旦转任县政协主席或人大主任,退休时一般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52岁了。
和他一样,另一位转任人大主任的副书记,也已超出50岁,已无升迁机会。“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李杰说,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正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
为了缓和矛盾,各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安抚这些尚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们。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于中央只要求党委班子必须“一正两副”,但对县直机关设多少局长并无刚性要求。除部分副书记升调转任人大、政协外,大部分副书记们最后都得以升调,改任县直各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种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办法,“我们这被减掉的3个副书记,除一个调任别的乡做副乡长,其他的都当了副局长。”浙江温州的一名镇长说。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加“括号”的方式,安抚被“减”掉的干部。“被直接减掉的副书记,县里一般都会给他加括号,注明享受‘副科级待遇’。”这名镇长说。
关于“减副”的敏感性,在省一级党委同样存在。要求匿名的浙江省委党校一名教授说,按规定,党校校长往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但这次浙江省委党校的校长,却由分管组织部的省委常委兼任。而坊间之前则认为,这位常委应该成为省委副书记。
7月10日上午,新校长走马上任。在省委党校副处、副高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着在座教授们的面,省领导当场和新任党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现在享受副书记的待遇啦。”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改革必须考虑受损者的利益,具体到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政策设计者也确实充分考虑到了受损者的利益,为副书记们保留了尽可能大的体制内利益。
也有人指出,应该尽量避免其他机构的膨胀,比如政协的副职可能因执政党“减副”而增加,比如一些政府机构的副职依然很多,国务院个别部委的副职甚至高达十几个,政府的“减副”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深层调整。
“改革方向已不可逆转,”上述浙江省委党校的教授说,“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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