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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开幕式上的红地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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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若若在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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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赵若若是一个喜欢电影、也喜欢写作的天津女孩，2001年毕业于天津实验中学。1999-2000年参加了AFS国际交流项目在美国高中学习一年。2001年赴美读大学，2005年毕业于美国伯顿大学，同年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电影专业研究生。大学三年级时，她参加美法大学之间交流的“巴黎项目”，曾在巴黎学习一年，使她不仅深入了解了法国艺术，强化了法语，并且深深爱上了巴黎这座古老的艺术之都。
今年夏天，赵若若申请了“为美国独立制片人提供服务的组织”在戛纳电影节的暑期项目，再一次来到法国，以学生身份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经历了令她难忘的20天。应本版编辑的邀请，她把在戛纳参加电影节的经历片断写给我们，以飨读者。
碧蓝海岸
第一眼看到坎城是在飞机上。洁白的机翼下的一湾碧蓝。美丽的地中海水面就像流动的蓝宝石，热情地亲吻着法国南部缓缓的绿山。那一刻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法国东南部的海岸线被称作“碧蓝海岸”，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都会在夏天时喧嚣地赶到这里来度假，为什么娱乐界最著名的电影节要在这个城市举行。
一艘白色的游艇安静地滑过水面。
我以学生身份参加第60届戛纳电影节。在美国电影服务处实习。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在电影节开幕前三天就抵达坎城，在碧蓝海岸接受事先的培训。
飞机降落在尼斯机场。我与同行的同学们乘坐大客车来到离坎城15分钟的一个海边小镇。小镇的名字叫La Bocca(博卡)。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进旅馆房间，迫不及待地推开通往阳台的门。一个不太招摇的游泳池，几个被晒成赤铜色的青年男女。更远处，是海，溢散着那令人不能回避的美。
傍晚时分，我的室友、一个加州女孩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进城去？我欣然答应，因为我也急需买一张此地的电话卡和家人联系。在傍晚的色调中，在初到坎城的心情中。我们沿着海岸，走在悠长的围堤道上，听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听海滩上人们玩沙滩排球的嬉戏声，还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她的故事，我的故事；她是如何爱上电影，我是何时才拍完我的短片；她做制片时凌晨两点才完成的预算，我做后期时所要面对的种种选择……
天色渐渐暗下去，海水也从蔚蓝过渡到橙红。突然间，银白的礼花，璀璨在整个天空。我们都被当时的影像震惊了！我们站定，看眼前这出人意料的壮丽美景。问一对慢慢走过来的老年夫妇，今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他们说，礼花是为了迎接你们这些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戛纳电影节的人而放的。
这个傍晚是我在坎城度过的最放松的几个小时，其后的每一分钟都被自己和别人的事情占据了。白天要工作，闲下来的时间就是在电影和各种酒会、论坛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在电影院前排队或是参加聚会也不能放松，因为在培训时导师就已经对我们反复强调：戛纳不仅是全世界资深的电影节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能来参加这项活动的，都是电影界业内人士，所以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沟通。于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我们便努力做到既看电影，又不错过Party，如有机会，还要尽可能地参加各种论坛。
首个“秀”场
傍晚，《我的蓝莓之夜》首映式的红地毯入口，被明星、各大媒体和呼啸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带着和我同行的一个女孩子悄悄地从工作人员入口溜进了电影院。本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同王家卫、张曼玉、巩俐、舒琪、裘德·洛、纳塔莉·波特曼一起观看戛纳电影节六十周年大庆的开幕电影，没想到远远地看见了在进入放映厅的口上还有个工作人员在检票。我便告知同伴，要做出很坦然的样子，径直走进放映厅。如果那个人把她拦住，她就要做出很惊讶的样子，用中文(她是台湾女孩)对那个法国人说，王家卫是我叔叔，他没告诉我看电影还要拿票。然后，我再作为她的秘书，把她说的话翻译给那个法国人，我觉得这个瞬间形成的计划不错，可她有点紧张。当我们慢慢地走近那个检票员，她却早已把我们的“预谋”抛弃了，没有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牛烘烘的架势，反而变得很谦逊，礼貌地问他是否能通融一下？答案当然是不行。就这样，王家卫的“侄女”以及她的“秘书”就只好转过头来怏怏地离开了，有一点失落。但并不是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在电影节期间，如果是工作人员，就可以免费观看任何参赛影片。每部参赛影片在电影节期间至少要放映四到五次。所以开幕式上是看，转过天来也是看。所不同的无非是没有了那些作秀的明星们。
坎城电影节的电影部分共分四个种类：参赛电影、一种视角、导演的两周、影评家选择。每一个部分都包括十几部影片，也有自己相对应的评委会。绝大部分参赛影片在来到戛纳前就已经找到了国际发行公司，以保障它们的发行渠道。
这时，就觉得眼前突然一亮，周围的闪光灯就像发了疯似的不停地闪亮，回头一看，竟然是伊丽莎白·赫莉，她穿着一件艳粉色的长裙，挽着瓦伦提诺的手臂，频频向媒体友好地微笑。瓦伦提诺个子不高，脸上黑黝黝的，典型的地中海男人面庞。而伊丽莎白·赫莉也确实像她在各种时尚杂志中那样艳丽无比，并且格外高挑。我们立刻拿出照相机加入到“拍拍垃圾”的行列中。此后几分钟又等到了《特洛伊》中饰演海伦的戴安娜·克鲁格。
这时候王家卫的电影应当刚刚开始，而这些人却纷纷离去，我有些不解，向身边的一位意大利记者打听。结果他不屑地看着那些明星，说有些人就是来参加开幕式的，他们对电影本身根本就没兴趣。噢，原来是这样。这些明星所以要来，就为了在红地毯上“秀”出风头。待剧场灯光转暗，影片放映开始，他们便会急匆匆地从后门溜走，赶往另外的场合继续“秀”。
红地毯之后……
在戛纳，人们在进入晚场电影前，通常会打着手机一路走来，喋喋不休地安排着电影后的下一个活动。而晚上走过红地毯来看电影的感觉就更是不同，因为男士必须穿燕尾服，女士则必得舞步盛装。没有例外。无论你是谁。甚至“拍拍垃圾”都在劫难逃。想想就为了这个晚上，就为了穿过红地毯，你就要预备一件燕尾服就要霓裳羽衣？这个规定说是为了对电影人的尊敬，还不如说是为了某种炫耀。西服革履，珠光宝气，花30分钟爬数十级台阶。因为要微笑，要和不同的人合影。美丽的男人和女人。不是为了来看电影，而是为了来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影星这样做做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来卖片或推销自己的。那么普通人呢？
红地毯我也曾走过一次，是为了看俄罗斯导演安德烈·齐格特夫的《放逐》。他的第一部影片《回归》我非常喜欢，那个用电影画面残酷讲述的父子感情的故事。《放逐》开始的十分钟还不错，像在欣赏一幅幅俄罗斯浪漫主义时期的油画，仿佛还能看到塔科夫斯基的影子。可是30分钟后他所展现的还是油画，剧情却始终是混乱的，让人不知所云。我曾一度想努力进入影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而且我发现影院里的观众差不多和我同时放弃了，因为身边的躁动声越来越无所顾忌。
对电影的放弃有多种形式，有的人倒过头来呼呼大睡，醒来后问他们感觉如何，这些人通常会说影片很好，这是一种消极的放弃。另一些人的放弃是建设性的，男人拿出手机打电话，悄声问电影院外的朋友一会儿去哪家酒店Party；女人则不停地整理着她们的裙摆，将大腿摆出各种令身边男伴想入非非的姿态。还有一些更具个性的，他们会很用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椅子弄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带着气愤的、雄赳赳气昂昂的神色大踏步离开影院，以显示他们的绝不“苟同”。
观众的情绪或许应该理解，谁会放弃傍晚时分的两个小时，来听一个你可能并不喜欢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质量不高，甚至能让人看出来讲述者对自己都缺乏鞭策。更有甚者，一些电影人用一种欺骗的、炫耀的、甚或企图操纵观众的方式，来讲述那些远离现实、又大量注水的故事，就更是让观众云里雾里，不知银幕上来回的折腾所为何来。人的生命中哪有那么多的两小时来被你愚弄？于是那些愤怒的放弃者虽然走过了红地毯，虽然为了这个晚上，男人们特意穿上了一生也穿不了几次的燕尾服，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但他们还是大踏步地背朝着银幕向外走。
喧嚣的游艇
凌晨一点，我在夜幕的笼罩下，踏着柔软的沙，一步步走进大海。还带着正午余温的海水慢慢吞噬了我的身体，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又找到了真正的安宁和多日繁忙中早已失去的重心……当我的头冲出水面，坎城的夜依旧灯火辉煌。
上午我去参加一个中国电影的论坛，然后在一间四面是玻璃窗的餐厅午餐。看海港风景。白帆船上仿佛直插云霄的桅杆。同时也看巩俐，那一刻她是欧莱雅公司漂亮的代言人。
回到宾馆。洗澡。化妆。换上短裙。高跟鞋。那脚趾甲涂抹成沙漠中玫瑰的颜色。因为晚上参加的是一个在游艇上举行的Party——这是所有来坎城电影节的人最向往的一种聚会。
酒会是为了推广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影片，导演和制片人热情地和应邀前来的宾客聊他们在中国拍摄时的经历。德国导演似乎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他的祖父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来到中国，在水利部门做事，不久后又把妻子儿女接到上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中国。这位导演现在一年中会有两三个月生活在中国，拍一部以当代上海为题材的电影是他一直的心愿。
伴随着夜的深，更多客人通过那条窄窄的、并且走上去摇摇晃晃的舷梯登上游艇。有些人拿着粉红色的鸡尾酒和船的主人寒暄，有些人则走进船舱内的放映厅，静静地观看这部影片的片花。一个跨国的爱情故事。在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展开。片花还是有味道的，拍出了上海夏季的炎热和潮湿，以及当代大都市男女的前卫与激情。
告诉导演我喜欢他的片花。绝不是逢迎，而是这短短的两分钟让我回忆起了我在上海度过的几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夜。他一定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不然不会捕捉到这个城市特有的颜色、味道，和感觉。总记得我朋友对中国的描述，他说他每次来到上海，一下飞机就觉得这个大陆连气味都与欧美大陆不同。湿漉漉的空气中夹杂着浓重的调料和香料的粉末，也正是这特有的味道让他顿时觉得亲切。
马来西亚发行商向你微笑。一位有中国情结的芬兰导演，用中文的“你好，我的名字是……”来介绍自己。韩国发行商，“你好”，交换名片。电影女主角的短暂露面。一位好莱坞经纪人的实习生。又是马来西亚发行商向你第二轮微笑。芬兰导演告诉我他要去不久后的上海电影节。上海一家制片公司的总经理“有事找我”，互换名片。一位刚上船的女士与我亲切握手，问我“你是买家，还是卖家？”买家，卖家。卖家，买家。发行商。导演。制片人。明星。微笑。名片，名片……
这就是那个夜晚。在游艇上。
电影艺术的卖场
坎城的日子里仿佛到处都是电影。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人们于是如赶场般周旋在各个放映厅中。除了参赛的那些影片，还要看“一种关注”中的“另类”。更有一部叫做《U23D》的影片，以三维的方式记录了那支知名乐队的表演。还有一些专门为电影市场播放的影片，让我看到了电影艺术背后涌动的那个关于交易的暗流。人们以为在戛纳只有令人炫目的艺术，其实那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戛纳电影节的组成部分除了电影节，还有更为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庞杂的电影交易也将在电影节期间同时举行。
戛纳的电影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甚至美国的电影市场。在此期间，全球从最有声望的到最微乎其微的电影制片厂和发行公司都会聚集到这个地中海岸边的白色小镇。各个公司在电影节期间纷至沓来，入住电影节组委会指定的位置。一些白色的帐篷，或者专门搭建的小阁子。在帐篷的四壁挂满它们所代表的电影的招贴画，一些公司还会让电视机循环播放他们制作的影片的片花。而那些资金更为雄厚、或是保密性更强的大公司，则喜欢把他们临时办公的地点设在高级酒店内，那将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有些酒店房间一晚的价格就高达两千美元，而且还规定了两个星期的最短入住时间，足以显示坎城在电影节期间的昂贵。
制作公司无论大小，他们的影片都会在属于“电影市场”的30个放映厅中放映。每天9：30开始，直到22：30最后一场。每部为了市场来到戛纳的影片放映的次数也不一样。最多不超过三次，有的仅放映一次，大都依照经济实力以及影片规模的大小而定。这些为了销售的影片一般都在较小的放映厅中上演，不对公众开放，必须持有市场工作证或新闻工作证才可进入。在那个只能坐下四五十人的小放映厅内，净是那些在黑暗中手握发光笔的影评人，抑或手握“黑莓”手机的发行人，时刻准备着向他们留守酒店的同事发出信息，决定他们买还是不买这部影片，以及买片时需要和出品人交涉的种种条件。
很多人认为戛纳是全世界最具艺术气息的一个电影节，这的确不错，但与此同时，戛纳兜售艺术的市场气息也是最浓重的。它的市场部分就像是电影“工程”的一个交易所，从融资、拍摄、再到放映，那些电影中本不属于艺术的链条，就这样被戛纳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出来。
遇见贾樟柯
那天大概是戛纳电影节的第九天，九个疯狂夜晚的Party已经让我们力不从心，但Party中见到的那些熟悉的名人面孔，却还是让人倍感兴奋。电影虽然是个大产业，却又是一个很小的社交圈。走来走去的就是那些人，无论明星、导演还是制片人发行商。来来回回见过几次，大家就好像变成了熟人；如果有机会再次见面，尤其在离家遥远的地方，就好像见到了亲人一般。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贾樟柯。这个被很多电影节青睐的中国年轻导演，作为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的评委会主席，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也正在被各种媒体追踪着拍摄照片。于是走过去和他说话，说他刚刚得奖的那部《三峡好人》。那时候他一定有点喝高了，像酒会上的很多人那样处在亢奋状态。后来与他合影，在照片中他的脸也是红红的……
不久又有朋友打来电话，说另一家公司正在房顶上举行另一场酒会，酒会流光溢彩，不能错过。于是虽然嘴里说着太累了，却还是拖着疲惫来到了街对面的那家GREY酒店。电梯升到顶楼，朋友已在那里等候。一个在耶鲁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的研究生，此刻正在这家公司做实习生。再上一层楼梯才来到房顶，果然一片夜色辉煌，将整个戛纳尽收眼底。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公司要在房顶开酒会，尽管已看尽了戛纳白天黑夜的景色，但在房顶上的戛纳还是令人难忘。在流连忘返中突然身后一片轰鸣。又是满天烟花，散落开来，星星点点，恍若繁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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