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福】
现年83岁的刘立福先生,是目前天津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之一。他1924年生于天津,自幼在评书大家陈士和、父亲刘健英的熏陶下,痴心于评书《聊斋志异》。在他24岁的时候,正式拜师说评书,继承陈士和与刘健英的表演风格。这一说,就是六十余年。一甲子的时光,将一个青年演员变为了耄耋老人,而不变的,则是他对评书艺术的无尽热爱。陈派评书以《聊斋志异》题材见长,又借鉴了京剧的表演艺术,用生、旦、净、丑来区分角色,刻画人物,讲究说、白、做、学、评。正是这些独到之处,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尽管刘先生近年很少登台演出,但在去年年底的“津门曲荟”和“评书艺术进校园”活动中,刘先生仍为广大观众和学子们进行了表演,反响很强烈,大家又欣赏到了久违的老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评书】
评书流行于北京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相传它形成于清代初年,第一代评书艺人为王鸿兴,所传弟子有“三臣”“五亮”。“三臣”是指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三人;“五亮”不详。后来,评书艺术不断提高,逐渐流传到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自清末以来,产生了潘诚立、王杰魁、陈士和等影响较大的著名演员。
不谙世事,难说评书
虽然刘立福先生自幼就喜欢评书,父亲又是知名的评书演员,但最初,他并没有刻意去学习评书表演。起初他一直读书,15岁时家道中落,家里便送他到金店做了学徒。没多长时间,他就可以站在柜台收金货了。那时他在业余时间经常去看陈士和与父亲的表演。当时叫座的评书表演,一天下来能分不少钱,这对于承担生活压力的刘立福来说是个不小的影响。所以他便打算从事曲艺表演以贴家用。然而,身在这个行业的父亲开始并不同意,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才勉强答应。因为还年轻,说评书火候不到,所以刘立福只能从相声开始学起。他被名家张寿臣先生认作记名弟子,多年后才正式改说评书。
城市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当初您父亲为什么不同意您去学相声?
刘立福:他希望我上学、从商。这话说得有点远了——我父亲起先也不是说评书的,他是学生出身。我家祖辈经商,我大爷是铁路段长,二大爷是天津市的邮局局长,我父亲那时候就算是大家庭的公子哥。后来老人没有了,生活困难了,就得找谋生之路。我父亲从小就喜欢京剧,后来又喜欢上了评书,所以就拜了我师爷。我小时候环境也不好,生活很苦,受他影响,就想干这个。后来老一辈觉得我是这个材料,我父亲一看,没办法,干脆就干这个吧。
快报:但是当时说评书一天能挣不少钱,您父亲一个人难道不能养家?
刘立福:我们那时候是挣“天儿钱”,歇一天三天上不来座儿。那可真是神仙老虎狗,赚钱后舍得花着呢——当然不是胡花,与朋友们吃顿饭,或者听说谁有困难就看看去。另外在那时候,像张寿臣、我师爷他们都抽大烟——建国后都戒了——钱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种社会就这样。
快报:听说当时曲艺演员社会地位低。您考虑过这一点吗?
刘立福:考虑过。当时觉得,干这行地位是低,但在台上表演的是艺术,下台以后对别人恭而敬之,你尊敬我,我也尊敬你。你演出,他有乐趣,你不伺候他,他就没有乐趣。以后你到他那儿去,他也得服侍你,因为他干的就是那个工作。但你不能小瞧他,否则你没有道德,人心嘛,对不对?这是互相的,人是一样的,只有劳心劳力之分。就像做生意,你赚钱的时候得对别人表示恭敬。哪怕人家就买你一块钱的东西,你也得客客气气,人家下次才会往你这来,那是礼。所以说未曾学艺先学礼,你教别人的时候,你不会做人,你的作风本身就不正,那教别人能好得了吗?
快报:后来怎么改说评书了呢?
刘立福:学说相声以后我就到处去演出,一直到二十多岁时也没有合适的搭档,也受气,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混出来。后来我父亲说,干脆,还是关上门,我教你说评书。我有一定的基础,从12岁起我就听他们说,听多了,照猫画虎慢慢练,一边干着一边学着,总在长进。
快报:您当初为什么一开始学说相声,而不是直接学评书?
刘立福:虽然当时想干这个,可我是小孩,不懂人情,怎么说评书?说书的领域很广,大鼓书是说书,唱竹板书也是说书。一个人说、没有伴奏就叫说评书了吗?不是。这里有个“评”字,你得有评论、分析,所以这就很深奥了。说书靠的是演员的知识,你懂得越多,评得才越深。人情、是非、道理这些东西,你没有社会知识怎么去评?说书时,你得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讲出来,才能让人长知识、受教育。为什么两个人动手打架?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好人、坏人都怎么通过语言形象表现出来?这非一日之功,要一点点地学,慢慢受熏陶,得有“明”师指点,这个师不是大腕,是明白的老师。
快报:可见说评书不是我们平时想的那样,张嘴就说。
刘立福:我师爷陈士和曾说过,他收了三十多个徒弟,就出来一个半,一个是刘建英,半个是张健声。《聊斋志异》并不好说,它是古典文学,从原文来看,有故事,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人情知识。要想说评书,各方面几乎都得明白一些。《聊斋志异》里有很多人情世故。有人说《聊斋志异》是“鬼狐传”,错了。它的作者蒲松龄是借用鬼狐神,把当时老百姓受的折磨和冤屈给揭穿了,为他们申冤昭雪。这部书说出去,你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主要的意义是什么?要说明什么问题?评书里面讲究气口、贯口、喷口、盖口、炸口、驳口。你怎么用这些来表演?说、谈、批、评、论、讲这些技巧怎么应用?大小劲儿、高矮音儿、语言感情你都得具备。光看看书,然后上台把醒木一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不能叫评书演员,更谈不上什么评书艺术家。
快报:当初您学评书,是怎么个学法?
刘立福:像人家唱京剧的,可以先练基本功,压腿、靠腰、走台步,然后再慢慢练云手、发音、说戏什么的。评书表演就没有规范的理论,这是一个空白点。就是听、模仿、理解、看书比较。比方说张飞出场了,他是什么性格?言谈举止什么样?关公出场了又是什么样?然后再练,先练习嘴上的功夫——我们虽然讲究口语化,但是吐字要清楚。有时候我师爷、我父亲他们坐在一起说闲话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听着——我们就叫它悟性。但是我从1986年退休后,就经常琢磨,想把评书的艺术道理研究出一些梗概来。
人有多大,书就有多大
正如刘立福先生所说,评书表演需要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的支撑。就像作家们写书一样,见多识广、懂得道理人心的作者,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文字来。师出名门的刘立福虽然能受到良师的点拨,但也时刻能感觉到自己和前辈之间的差距。老话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这并非一种傲慢,而是一种体验。在刘立福几十年的从艺生涯里,与其说在寻找艺术上的门径,不如说在寻找这种体验。风风雨雨、人情世故的不断耳闻目睹、品评滋味,是评书这门艺术中最难学习的一门课程。书中的人生,说书人自己的人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快报:您说评书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为难的时候?
刘立福:有啊。我还不怎么行的时候,有一次从外地回天津,吓了我父亲一跳,因为我这一回来增加生活开销了。当时我一看我父亲着急了,就说您甭着急,我就是看看您来了,这就走。其实那时我是真没辙了,兜里就几毛钱。但是做人嘛,你得替父亲着想,不能让父亲替你着急,是不是?他问我去哪?我说我去塘沽。到塘沽下了火车以后,我先在新华旅社开了间房,把铺盖卷放下后,出门儿卖了棉袄给人家房钱。然后找地方说书。我在那碰上李润杰了,平时关系都不错,但一到干买卖就不能让人了。那时李润杰在那边演,我在这边,一到我该要钱的时候他那边就给我搅和了。没办法,我一看他快到要钱时一下蹦桌子上去了,在桌子上演,人就全围过来了,也搅和他。后来他跟我说“兄弟,咱哥俩合了吧”,于是我们就合着干了。
快报:听起来挺有趣,但也挺残酷的。
刘立福:那是,挣饭吃嘛。能住旅店还不错呢,我们还住过小店儿,只能挣窝头吃。
快报:您父亲的名气比您响,为什么不依靠父亲呢?
刘立福:那等于是要钱花。再说你在他那场子里赚不了钱啊,人得学会自立。
快报:是不是表演的场地不同,也表示演员的身份不同?您什么时候可以进那种比较有名的大场子表演了?
刘立福: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师爷相继去世后,我的业务慢慢“抬头”了。那时候正月节到五月节是一节,五月节到八月节是一节,八月节到年底是一节,你会的书得够支撑的。
快报:您没出名的时候,有没有对着那种大场子想:早晚有一天我得上这来?
刘立福:有这个志向。好演员用不着去找书场,书场方面会主动找你来,你在这个地方表演一赚,还没到下一节,别的书场就去家里找你了,甚至给你送礼,邀请你下一节去他们那里演出。
快报:过去,和其他曲艺形式比起来,评书这种形式受众广吗?
刘立福:说书的都在书场里,而且只有说书的,没有其他曲艺形式。各个曲艺形式的观众不一样,有听惯了大鼓的,就不听评书。天津过去有茶楼,一般都是老先生们去。茶楼和书场不一样,书场是十几分钟说一段,一段一收钱;茶楼是进门收一毛五分钱,连管茶水。分账方式也不一样,一天赚钱下来,茶楼和演员各分一半,书场则是三七分账,演员拿七。听评书的人很多,不过也分地方,有的地方做小买卖的多,小贩忙活了一通,抽空就去听听书,听了一段再出来做买卖。
快报:过去那种四处奔波的生活,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立福:就是吃过苦,挣过钱,知道如何为人了。你干这行,就得爱这行。我喜欢和别人比,看到人家不如自己也得意,看到别人比我说得好,也知道自己差得远。那时我最喜欢聊天,每天早晨起来,和我父亲去澡堂子洗个澡,然后坐在那聊天,挺长知识。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有用了。我也喜欢听京剧,从中吸取营养,听完了马连良唱,再听奚啸伯唱。他怎么这么唱?这腔为什么美?奥妙在哪里?说明什么问题?都得用心琢磨。
快报:您曾说过,人有多大,书就有多大。可见阅历确实是评书艺术的基础。
刘立福:当然了。这就和上学一样。遇到不懂的事情怎么办?问啊,查书啊,不能一知半解。有时候我和老观众在一起,人家给我挑毛病。嗬!我高兴,这比请我吃顿饭强。有句话叫礼贤下士,说着容易,可有时候不好问着呢。走在马路上遇到点事儿,我就寻思:这人怎么这样啊?他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在街上也好,在饭馆也好,别人聊闲,你听着,这就是知识。我第一次去沈阳时,走在街上,听人家喊:“夜壶苞米。”就纳闷:夜壶是尿壶啊,怎么和苞米放在一块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喊的是“热乎苞米”,有当地口音,我听岔了。《聊斋志异》里有很多字,我师爷、我父亲都是另外一种读法,到底对不对呢?就得问。可是我怎么问?像咱们平常那样,你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你了?不是那样,不好问着呢。“爷爷,您这个字怎么这么念呢?字典不是那么念。”我敢那么说吗?不敢。好容易小心地绕弯说出来了,他问我:“你那意思呢?好啊,能耐还没学会,学会挑毛病了!”他得骂完了之后才告诉你答案。回头你去印证,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得碰钉子,碰了钉子之后长见识。
快报:过去别的曲艺演员多被称为“老板”,唯独评书演员被称为“先生”,可见这两个字含义很深。
刘立福:正式称演员为“先生”的,就是说评书的。说评书的祖师爷是谁?是孔夫子。说评书的人,讲仁义,说道德,谈古论今,因此称“先生”。光会骂街,谁能称你为先生?所以说,不是一个人在那白话就是评书。
快报:艺术上的追求其实是一生的事情。
刘立福:建国前我曾经到东大沽去演出,在那赚了,满座儿。我说得挺美,认为自己不错了,就歇了一天,回天津市里。正好我父亲那天在鸟市表演,说的也是我在东大沽说的那段。我这一听啊,才知道自己差得远呢。1953年我去沈阳演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也赚钱了,又很得意,可是回来再听我父亲、我师爷他们说,还是和他们差得很远,以后也是如此。为什么呢?他们也在创新、发展。
得知道自己怎么活着
经历之后,留下什么?岁月带走韶光,赠给人们的是心头一番又一番的感悟。如果说,刘立福先生和评书之间最初的联系,是“兴趣”两个字的话,那么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演艺生涯中,他已经逐渐和评书融为一体。“艺无止境,知足常乐”,他在表演和生活中所追求的,看起来是这简单的八个字,但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所依托,又如何能理解其中的真谛呢?
快报:陈派评书您能说的有多少段?
刘立福:《聊斋志异》正式的回目有431个,不是拿过来都能说,那得多大能耐啊?把《聊斋志异》看透了,未见得说的了《聊斋志异》的评书。我师爷的师父是清末的秀才张智兰,他把《聊斋志异》变成白话再加以讲解,到我师爷那时慢慢发展成了现身说法式的,才有了生、旦、净、丑等人物刻画。他连学习带钻研也就能说51段。可是我经常听他说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目。我父亲根据自己的擅长再发展,丰富了一些书目。我师爷当初说过,你想学陈士和?从你“洗三”(出生后第三天)那天,到你“接三”(去世后第三天)那天,学“死”了,你也不是陈士和,你能把他的东西学成后再变成自己的,就行了——就是这话,你得根据个人的天赋有所发展。所以我学了我父亲和师爷,根据自己的爱好又多加了一些内容。《今古奇观》我整理出来几段,《夜雨秋灯录》整理了几段。并不是说整理完就能拿出去说,还得经过实践,观众听了得满意才行。你得先在台上说美了,才能叫观众听美了,如果让书“捆”住你了,那观众听着能不别扭吗?
快报:您对评书的前景怎么看?
刘立福:为什么现在评书不行了呢?原因在于把赚钱当目的。开书场能赚多少钱?听说北京有书场,一礼拜演两天,上不了多少座,一张票二十。现在开个茶社,演出时上个花篮又是多少钱?评书不会灭亡,但首先不能把赚钱摆在第一位,有人为了赚钱可以把人格丢了,那就继承和发展不了评书。我的想法是,为了艺术,可以吃些苦,但心中能够知足常乐,你得知道自己怎么活着。哪怕我一个月就拿几百块钱,成天吃麻酱面,我也能吃得挺美。因为我有精神寄托——看书、研究艺术。不能拿经济去衡量人,没有钱不算穷人,没有知识才是穷人。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这就是我的人生乐趣吧。
快报:现在新兴媒体形式比较多,评书要不要和它们相适应?
刘立福:真正的评书现场演出一般人看不见了,只能通过电台、电视去欣赏。其实评书很需要借助媒体,但要互相尊重,不能说谁去适应谁。真正的评书,好的东西不能丢,也不会丢。
快报:您说了六十多年《聊斋志异》,不觉得腻吗?
刘立福:1970年,我转业到工厂去了。1980年落实政策后,当时市文化局的刘瑞森局长找到我,叫我回来说书。可我在工厂混得不错,而且“文革”时我那一箱子书都交上去了,书都没有了。我就告诉局长说我不干了,您别找我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立福,你说你不干,是气话,你要说你不爱评书,我不信!”就这一句话把我给说哭了。为什么?就是你问我的,腻吗?不腻。我是把它作为一个精神的支柱,因为这里面有无价宝。说《聊斋志异》,学《聊斋志异》,通过学评书,我知道我怎么活着。过去上座儿少的时候,有人说你看人家怎么怎么着,我说我要是光为了赚钱,就不干这个了。
快报:您最初学评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赚钱养家,但听您这么说,现在您对金钱的看法不一样了。
刘立福:生活条件变了,还是那句话,你得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着。
快报:那您现在对金钱的观念呢?
刘立福:无所谓。人的一生几十年,今儿赚钱,明儿死了,如果被金钱牵着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那活着也是受罪。
【记者手记】
采访刘立福先生,我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八十多岁的老人,看上去精神那么矍铄,非常健谈。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基本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一直到采访结束,他都没有显出疲态,不愧是评书名家,口齿清楚,思维有逻辑。
二是没想到刘先生的家仍旧住在一个老式的单元房里,似乎和他的名家身份不大相称。但是采访结束后,他的“知足常乐”四个字让我知道,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在老先生那里,我算是上了一堂课,从评书的一点基础到艺术造诣上的追求,老先生都说了一些。提起评书表演,老先生对一些浮躁的现象是很看不惯的,语言表达起来挺有声气,挺有劲儿,让我以为他是个挺厉害的人。不过那天,恰好他唯一的弟子蒋功臣先生也在。我问他,刘先生是不是个厉害的老师。他说:“不,非常和蔼,一点架子没有。”刘先生把话接了过去:“他比我文化水平高,我们坐在一起就是相互学习。”
淡淡一句,足见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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