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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齐二药”假药受害者家属在广州天河区法院门口展示起诉状。11宗“齐二药假药事件”受害人及家属起诉假药的使用单位(中山三院)、制造企业(齐二药)和经营企业(广州金蘅源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和广东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的案件，8月2日起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陆续开庭，11宗案件的总索赔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
“齐二药”假药案中，受害者究竟该向谁提出索赔要求？8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毛群安认为，“在齐二假药案中，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时上报药品反应，是负责任的，不应该承担不负责任的药品企业的责任”。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医院通报药品不良反应就要承担相关责任，那么势必会对这一制度造成影响。
站在卫生部的角度，毛群安的这种担心，也许自有他的道理。但作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公开为一家涉嫌假药案的地方医院辩护，这是非常少见的。卫生部之所以要这么做，估计基于两点：一是中大三院及时发现并上报假药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不该列作此案被告之一；二是深恐当地法院判决中大三院作出相应赔偿，由此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卫生部相关制度的实施。
然而，从法治层面而言，卫生部官员的这番表白是很不明智的。我国宪法在第126条、131条中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而卫生部在齐二假药案进入司法程序的关键时刻，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言论，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即试图动用行政手段左右社会舆论，给承办此案的地方法院施加压力，从而以“解救”中大三院为切入口，维护卫生部相关制度的权威。据此，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制度大，还是宪法、法律大呢？
眼下，齐二假药案仍处在举证、庭辩阶段。即使法律对此类案件的判决，规定得不够明晰，在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即使在司法实践中，此前全国没有这方面可资借鉴的判例，卫生部也无权说三道四，为地方法院“指点迷津”。退一万步说，就算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上出现偏差，致使中山三院蒙受了某种不白之冤，那也得由被告单位依法提起上诉，卫生部也不应该出面为之呜冤叫屈，任意干涉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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