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吗？
本组报道采访过程中，记者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三所高校众多帮办义工的协助下，发出400份“天津市民慈善意识”调查问卷，从中发现，过半数市民认为“有钱有闲才做慈善”的观点“很不正确”。
解囊缘于怜悯者众
本次问卷第一道问题即为“最近一年，您是否参加过慈善活动？”值得欣慰的是，七成(280位，占总数70%)的受访者均参加过各种类型的慈善助困活动，单次捐款数额多在100-1000元(192位，占总数48%)；有约一成(48位，占总数12%)的市民，在慈善活动中的单次捐款数额在1-100元之间；还有一成(40位，占总数10%)市民，出手相对阔绰，有过单次捐款数额在10000元以上的记录。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六成以上(260位，占总数65%)的受访者认为，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为“怜悯、感动和同情”——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的同情，是目前绝大多数市民参与慈善事业的初衷；只有不足一成(20位，占总数5%)的受访者认为“慈善应该成为日常生活中自觉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同情怜悯时才去慈善”。
据专家分析，这样的慈善心态并不是不可取，而是说明本市的慈善事业还处在极为初级的阶段，出于同情感动的慈善行为，随意性很强，会造成慈善事业的不稳定性。
专门从事我国慈善事业现状分析的学者杨团曾表示，一个世纪前，欧美国家也如我们现在一般，由着性子走，看到让自己感动的人或事就慷慨解囊，没看到关门过自己日子，由此为慈善事业注入了太多的浮动因素，慈善事业始终无法成规模开展。
后来，美国某些富豪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进行大规模捐赠，由慈善机构对慈善基金进行有规律分配，以此来促进慈善事业相对稳定的发展。再之后，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出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慈善事业逐步步入正轨。
之后，美国人的这一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仿，现代基金会逐步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0000个，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
慈善止于诚信缺失
调查中，有三成(120位，占总数30%)的受访者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参加过任何慈善活动。究其原因，他们中82人表示，“对受助者的诚信度存在质疑”。
“不敢再冒傻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黄汝键先生的话极具代表性，2004年他在外地出差的过程中，参加了一次当地某部门组织的公益活动，为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1200元，“本来一年学费有1000元就够了，我特意多给了200元，想让孩子买点书籍文具。”
出于对组织者的信任，也因为出差时间紧张，黄先生没有要求和受助者见面，只记下了孩子就读的学校名称，“在快过年的时候，我又要到那里出差，就想顺便看看孩子吧，也给他买点年货。”此番见面，让黄先生怄了一肚子气，“14岁的孩子，穿着阿迪达斯的旅游鞋，戴着棒球帽，最可气的是兜里还揣着个手机。”眼前的景象，让黄先生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他说孩子家所在的县的确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但他家却地处县城，父母都在沿海城市打工，生活在当地绝对算得上是小康阶层，“有人告诉我，孩子的舅舅在当地民政局上班。”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事幼教工作的叶璇也和黄先生一样“惧怕”慈善了，她说自己曾经亲眼看到在津乐汇门口跪求学费的小姑娘被几个大人拉走后，在角落里哈哈大笑着数钱的景象，那一幕实在“太刺激了”，以至于自己不敢再轻易尝试这种“慈善”。
此外还有38名受访者认为“自己不具备慈善捐款的能力”，他们多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低收入者、失业者、家庭突遭重大变故，或家中有重病、残障的亲人，但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受访者仅仅是在最近一年没有参加慈善活动。
还应该说明的是，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慈善不应该仅仅通过捐款体现，还可以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进行表达，“我没有能力捐钱，但我可以捐时间。”45岁的低保户冯英是个热心肠，尽管生活拮据，但却每周都要参与社区组织的义务劳动，自家楼栋从一楼到六楼的楼道也都是她来“承包”，帮孤老买菜，给双职工带孩子她也向来都是责无旁贷。
多数人愿与救助对象面对面
诚信问题成了慈善事业的一个绊脚石，但说到底，这种现象还是因为慈善机制出了问题，因为机制的缺失，慈善者们不敢将钱放到一些慈善机构；因为机制的缺失，出现了骗取善款的行为；因为机制的缺失，慈善者们除了慈善捐款外，还要额外地付出时间和金钱去调查自己捐出善款的走向。
本次调查中，40位受访者在最近一年时间中有过捐款10000元以上的经历，他们中的超过半数同时表示，曾经亲自或者安排他人进行过或明或暗的善款流向调查。
“我承认自己有点钱，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39岁的李延斌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电子公司，算得上金领一族。半年前他刚刚拿出10万元现金参与助学活动，“我不往任何机构里捐款，我安排我媳妇和两个工作人员一起，自己出去找贫困生。”他说，自己听了太多“伪慈善”的例子，因此决心脚踏实地进行慈善活动，“其实这样的投入更大，10万元捐款只是慈善活动的一部分，我还要负担工作人员的工资、食宿和路费，但我觉得这样值得，总比让人骗了强。”
超过七成(304位，占总数76%)的受访者表示，明确表示希望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捐助，觉得这样透明度高；不足两成(76位，占总数19%)的受访者认为是否与受助者相见“无所谓”；只有不足一成(20位，占总数5%)的受访者坚持“不与受助者相见”。
而在救助对象的选择上，将近六成(236位，占总数5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报纸和广播电视来选择救助对象，认为有大众媒体参与其中，更为可信；有将近两成(72位，占总数18%)的受访者是通过偶遇或亲友介绍来选择救助对象；剩余两成(92位，占总数23%)的受访者是通过网络等其他途径选择救助对象。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希望能有明确的慈善法律出台，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伪慈善”，也为众多希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们提供良好的慈善平台。
慈善亟需新思路新招法
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往往成为推动慈善项目的死结。
“往哪捐钱？慈善协会？红十字会？这些地方在哪？”70岁的退休工人谢万科大爷有些郁闷，他说自己知道有很多急需救助的困难家庭，也想尽己所能为他们提供点帮助，但却有些不知从何下手，问问周围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些能接收捐款的地方在哪，“后来我才看见，有些超市里设有捐款箱子，不过也没人提供咨询，直接往那里塞钱，总是不踏实。”
谢大爷的话颇具代表性，许多市民到处打听慈善协会、红十字会等公益机构的坐落地点，然后，冒着酷暑乘公交车一两个小时才找到地方去捐款；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有善心，但天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专程去捐款——捐赠手段落后和捐赠网点偏少，给有善心的老百姓造成不便。
很多单位至今仍然不定期地搞一些募捐活动，但这种传统形式已经在执行中遭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超过8成(328位，占总数82%)的受访者表示，“反感单位组织的例行性捐助。”
为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说，现在单位组织的募捐，让人感到是一项任务而不是献爱心；捐款时大家关心的是领导捐了多少钱，我们都不能比他捐得多，而不是自己到底能为别人做多少贡献。
人均收入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是影响普通群众慈善捐赠的最主要原因。
六成(244位，占总数61%)的受访者反映，如果慈善募捐的方式更加灵活便捷，募捐的目的更加明确，善款的使用更加透明，募捐的过程让人更加感到高尚，那么他们还是愿意尽其所能慷慨解囊的，但现在一些陈旧老套的劝募方式，只会让大家心生反感。
工薪阶层热心慈善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有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关怀。而被称作“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捐助在化解社会矛盾、扶助弱势群体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面对巨大的慈善需求，我国富人却少有善举。本次调查中，只有不足一成(32位，占总数8%)的受访者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绝大多数(252位，占总数63%)的受访者，月收入在2000至3000元，而正是这部分人，最为热衷慈善事业，他们中的182位，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了超过3次的慈善捐助活动。
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内地。
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位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内地富豪15%的捐赠比例中，并没有真正有名的富豪，基本上属于有一点钱的“富人”，其个人资产还达不到“富豪”的标准。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已有24万名千万富翁，每5000个中国人里就有这么一位富豪！
而在美国，每年通过捐赠而获得的慈善资金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这一对比充分显示出内地富人离“慈善”有多远的距离。
此外，明星慈善也是众人关注的一个焦点，(304位，占总数76%)的受访者认为，明星应该带头慈善，只有不足一成(28位，占总数7%)的受访者不关注明星行为，认为“那是个人的事”。
中华慈善总会宣传办公室主任邵家严认为，明星捐多少钱并不重要，作为慈善机构，更希望他们能多参与一些义演活动，所产生的无形社会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对明星的行为都比较关注，比如濮存昕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产生的影响力比捐钱大得多。”
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同样表示，明星参与慈善活动最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捐多少钱，而是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明星本来就在公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带头的话，会带动很多普通人参与慈善活动，这个作用就非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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