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中，“9·13事件”之后，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
其实，林彪还有一个长女，名叫林晓霖，如今是已经66岁退休在家的普通军人。她为人单纯、朴实、低调，多年来很少为社会关注。
我在1954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女附中是北京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解放后，这所学校学生将近三分之二是高干子弟，保送在此培养。
那是一个朴实而单纯的年代，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是比学习，比品德，没有人过多关注学生家长身世。
1955年国家为部队军官授衔，报纸上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大家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班上林晓霖和徐鲁溪都是元帅的女儿呢！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看看，晓霖的两道浓眉，多像爸爸！秀丽白净的徐鲁溪也很像她的老爸徐向前！
林晓霖是个内向和羞涩的女孩儿，浓眉，眼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鼻梁两旁有几粒小雀斑，平常爱穿夹克，脚上总是一双鹿皮靴子，短发，爱笑，笑起来更像一个小男孩。
晓霖爱看书，却不爱说话，她在苏联出生，长到九岁才回国学说中国话，学认汉字。课余，她看的书都是那种砖头般厚的、烫金书脊的苏联小说。下课看，上课有时也偷着看。只要是教室门口，她那几个从苏联一起回国的小伙伴叫她“晓霖琪卡”，她便换了个人似的，欢天喜地扑过去，几个人用俄语说着，又说又笑又闹。
林晓霖初次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作文评讲课上。刚刚留校的教语文的女老师，偏爱具有文学天赋的学生。一次，她出的作文题目是“谈谈我自己”。课上，她要大家好好听听，林晓霖是如何将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写出诗般的意境，她动情地念：“我出生于1941年，那是战争年代的美丽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僻静的乡村医院里……”
一篇介绍个人履历的作文，林晓霖写得传神而美妙。
初二那年的冬天，我家出了祸事，母亲被倒墙砸伤，高位截瘫，工资和家里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医院。过冬，我没钱买鞋买袜，只能光着脚穿母亲不能再穿的高腰雨靴。体育课上，我将两只肥大的雨靴甩出很远，赤脚站在冰冻的雪地上。
同学们惊呆了，少先队员们特地召开队会为我筹钱。50年代的百姓生活，孩子们很难拿出富余的钱，大家都一筹莫展。林晓霖突然提出：“我常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医院里鲜血很值钱，咱们每人抽点血，卖给医生换钱吧……”
不久，我得到了学校的甲等助学金。
在狂欢的元旦晚会上，林晓霖送给我一只巨大的梨，就像个黄柚子，又嫩又甜。因为同情我的困境，晓霖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我们彼此间了解也多起来。
原来，晓霖的父亲林彪在延安抗大当校长时，看中了美丽的女学生张梅。这个外号叫“陕北一枝花”的姑娘，嫁给校长时，只有18岁。不久，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出生了，年轻幼稚的妈妈不会喂养，孩子很快夭折了。
平型关大捷后，年轻智慧的指挥官林彪身负重伤，带着妻子赴苏联治疗，生下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就是林晓霖。女儿长得很像父亲，林彪十分珍爱。不放心妻子哺养，他天天守在摇篮旁，精心喂养。
林晓霖长到四个月大时，林彪奉命回国，临走时，答应年轻的妻子，不久就会接她们母女回国。
林彪走了五年，音讯全无。
五年后，林彪托访问苏联的罗荣桓给张梅带去一封短信，寥寥数语，说他已经在国内结婚，又有了一个女儿。他通知张梅，可以再嫁。
年轻单纯的张梅，犹如晴空霹雳，不知所措。
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妈妈张梅要工作，还要学习，要养活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张梅已经再婚，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东北。不久高岗夫人将九岁女孩林晓霖送到北京，父女相见。
初见父亲那一天，林晓霖十分狼狈，不适应国内气候，她头上长了疥疮，索性剃成了光头，身上还是穿着女孩子的花色布拉吉。
光头小女孩儿，怯怯地害羞地站在父亲和后妈面前，不知所措。
叶群是个阴险的女人，又略通几句俄语，抢先做起父女间对话的翻译。
按照妈妈嘱咐，晓霖礼貌地问候了父亲。
叶群却对林彪说：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
叶群又转身用俄语对晓霖说：“爸爸说你没有教养！”
林晓霖害怕地哭了起来，父女间的相见就这样不愉快地开始并结束了。
晓霖住到了爸爸家里，小小的孩子很快就懂得了后妈的阴险，她从不开口叫妈妈。叶群爱穿很高的高跟鞋，她领着妹妹，跟在后妈身后，学着扭捏作态……
有一天，林晓霖将一张自己和张梅妈妈的合影照片藏在身上，照片后面写着：“你还记得她吗？”
她悄悄地拿给了爸爸。林彪看了照片，很是动情，感慨地说：“她也老了！”
这件事后来让叶群知道了，她不能允许丈夫前妻的女儿，背着她干这样的事，她跳着脚骂人，林晓霖吓得到处躲藏。
林晓霖长年累月生活在后妈的阴影里，很难得到父亲的关爱。
林晓霖封闭起自己，变得忧郁、羞涩而孤独。虽然她很聪慧，曾获得师大女附中学习优良金质奖章，但当年的她，却像一个灰姑娘……(文/徐礼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