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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今日社论指出，针对马英九特别费案，岛内少数检察人员滥用诉讼制度当作个人报复之手段，不管二审作出何种排列组合，皆将形成“大选”争议及政治风潮。原文摘录如下：
台北“地检署”未经正当程序，径就马案提起上诉。这是少数检察人员滥将诉讼制度当作个人报复之手段，亦是相关检察上级蓄意要将整个司法体制卷入“大选”漩涡的政治阴谋。
特别费的属性出现争议，有认系“实质补贴”者，有认系“公款”者，亦有认系“属性不明确”者；检察体系固可持任何见解，但不能不对内统一见解，否则如何称“检察一体”？至于对侯宽仁涉及制作不实笔录，亦应进行内部调查，以昭公信；倘若只凭一二人即可私自认定侯宽仁没错，并火速上诉来攻击司法审判，则诉讼制度岂不成了检察官个人的报复工具？仅看上述二点，一未统一见解，二未内部调查，相关检察上级自属并未善尽正当程序即批准上诉，不啻欲将整个司法体系卷入不堪设想的政治漩涡。
这些拒问检察体制自身责任、亦拒经内部正当程序即提起上诉者，显然是欲将上诉操作成一场政治豪赌。此时距“大选”尚有七个月，距就职亦有九个月；北检于第一时间，在“后备理由”的仓卒状态下火速上诉，用心即在争取时间，欲强逼二审陷于“判有罪／判无罪”及“选前判决／选后判决”的困境中。亦即，马案二审已成了一场政治豪赌。
其实，本案经过舆论激荡，及一审推敲，已是脉络分明；因而，二审应当很快就能形成“有罪／无罪”的心证，难处是在“选前判／选后判”。例如，若二审的心证是“无罪”，却延至“选后判”，将不利马英九；倘“有罪”，亦延至“选后判”，则不利谢长廷。何况，马若在完成候选登记后被判有罪，将丧失候选资格；若当选，却在选后至就职前判有罪，亦将丧失当选资格。事态至此，无论就“判有罪／判无罪”及“选前判／选后判”作出何种排列组合，皆将形成“大选”争议及政治风潮。
赌输加码，这是检察体系此刻的心态。检察体系自弃厘清“特别费属性不明确”的专业责任，又回避对检察官笔录造假进行风纪调查，竟然径自一脚就将整个司法体系踢进一场政治赌博。这一小撮检察人员，只是赌他们个人的法律见解与政治评价，但整个司法正义及“宪政”安全，却也已被他们逼上了赌桌，沦为社会共业的赌注。
上诉者的眼中，这场豪赌的赢面似在检察体系。在二审判决的各种排列组合中，唯有“无罪／选前判”一种模式，对被告马英九有利；其余，“有罪／选前判”、“无罪／选后判”，及“有罪／选后至就职前判”等排列组合，皆不利马英九。也就是说，上诉者即使不能在司法上立即击垮马英九(如“有罪／选前判”)，亦可能在政治上拖垮马英九(如“无罪／选后判”等)。在上诉者眼中，上诉不只是诉讼动作，更是政治斗争；逼二审合议庭卷入“大选”的风暴，亦逼马英九陷于各种排列组合的二审政治僵局之中。
如果检方先统一见解，善尽了专业责任；及先对侯宽仁作过内部调查，善尽了风纪管制；则检方此时上诉，即是正大光明的举措；但一未统一见解，二未内部调查，却蛮横粗暴地上诉，这就不啻是帮派报仇的行径，亦即是不惜掀起政治斗争来为自己遮丑护短。检察当局为了一个“属性不明确”的特别费，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侯宽仁，竟将攸关整个安危的“大选”及正义率尔推上了政治赌桌，这又岂仅是居心叵测而已？
在这张赌桌的两头，一头是自始就将马案政治化的侯宽仁，及沦为政治打手的检察上级；另一头则是司法正义及“大选”所涉公义。豪赌吧，下注吧，司法既能与陈水扁及吴淑珍对赌，则被迫与侯宽仁及陈聪明对赌亦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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