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电影《红樱桃》中主人公的原型，从国统区“孤儿”到德国集中营战俘，朱敏这辈子历尽磨难
走进北京新街口外大街一幢普通住宅楼，记者找到了朱敏的家。一进门厅，便让人察觉到与普通家庭不同寻常的气氛，像是来到了一个小型的朱德纪念室。门厅摆放着一尊朱德的半身塑像；展示柜中陈列着朱德与家人的合影；沙发后的墙上，珍藏着朱德的书法作品，两旁还有绿叶盆景相配，让人感觉肃穆庄重。
现已81岁高龄的朱敏，身体每况愈下。她患有脑血栓，思维和行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和爹爹朱德一样，朱敏还患有糖尿病，每天要注射两次胰岛素，胳膊上布满了针眼。她的眼睛，也因视网膜出血而再不能看书阅报，这也是她最痛苦的。
“朱敏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一次次身患重病又一次次奇迹般康复”，有过异于常人的磨难，朱敏的生命力似乎比一般人更顽强。老伴刘铮拿出妻子年轻时的照片，那时的朱敏皮肤白皙，是个漂亮的姑娘……
14岁前，父亲是一片空白
作为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的独生女，这一辈子，朱敏用过很多名字，几乎每换一个环境就改一次姓名。而名字的背后，是非同寻常的经历。
刚出生时，朱德替她取了第一个名字，乳名“四旬”；不到一岁时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的她，又被改名“贺飞飞”；而爹爹曾照家族中排辈给她取大名为“朱敏书”，到延安后改叫“朱敏”；赴苏联学习时，曾取化名“赤英”。
对朱敏来说，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爹爹的血，更延续着爹爹的精神血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和平常家庭的孩子相比，她得到的父爱母爱很少，甚至在14岁以前，是一片空白。
朱德与朱敏的母亲贺治华相识在上海，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1926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的朱德夫妇，喜得爱女。尽管后来贺治华与朱德之间已经信仰各异，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但当时年已40的朱德，为了女儿的出生欣喜不已，特为爱女取名“四旬”。然而，小四旬刚满月，朱德却接到通知，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女儿太小，经受不了颠簸之苦，朱德只好独身回国。谁知这一别，竟是14个寒暑！
不到1岁时，小四旬就被忙于工作的母亲带到姨妈和外婆身边，改名为贺飞飞。在朱敏记忆中，第一次认识爹爹竟是在成都街头的一幅悬赏“朱毛”人头像上。“那天，外婆悄悄告诉我，那个‘朱’就是你的爹爹。”当时，朱敏觉得心口一热，见到爹爹成了她最大的愿望。随后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特务四处打听朱敏的下落。“一天，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幸好她一口咬定我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才使我幸免于难。”然而，躲过一劫的朱敏，却不知母亲已离开人世。“家里的不安气氛越来越浓，外婆也不敢留我了。”没过多久，邓颖超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14岁的朱敏。
那年，朱敏才在革命圣地延安，初次与爹爹相逢。“坐在马车上，还未来得及细细打量延安风情，就看到远远的土墩上站着一位中年男人，直觉告诉我，他就是爹爹”。14年来的委屈和不解，朱敏顿时全忘记了，她大喊着：“爹爹……爹爹……”朱敏至今对那一场景记忆深刻，她说这是她人生当中最难忘的。
集中营里的“红樱桃”
前些年，一部名为《红樱桃》的电影非常热播。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这部影片主人公的原型便是朱敏。虽然电影有许多艺术加工，但朱敏的实际经历比起电影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中，有一个日子非常奇特，几次成为朱敏命运的转折，那便是1月30日。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了化名“赤英”。一是防止暴露身份，二是“赤”代表红色，红色英雄，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不仅登记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登入了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
刚到苏联，朱敏因水土不服，引发哮喘，被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苏联被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车厢里臭气熏天，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朱敏开始发高烧，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他们准会把她扔下车。
迷迷糊糊中，有人在给朱敏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在集中营里，朱敏整天面对的就是发霉的黑面包，还时不时要亲眼目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惨状，她的心一次次被人间惨景震憾着。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绝对保密。在集中营里，朱敏从不说一句中国话，更别说提及中国八路军了。因此，几年集中营生活过去，朱敏因为长期的沉默，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不清晰。
现在，朱敏的脖子上可以看到一条长3厘米的疤痕，这是集中营在她身上留下的“永久纪念”。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最后结核块溃烂，脓血糊满了衣领。德国医生像对待猫狗般，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一刀割下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在朱敏家里，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3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站在当中的便是朱敏。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朱敏都会百感交集，因为这张小小的照片记录着德国法西斯最残忍的本性。
那是3年后，又是1月30日，朱敏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她们照相。她们在镜头前露出真诚的笑容，然而突然间，德国看守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们。他们举起鞭子向几个姑娘狠狠地抽了过去。瞬间，难得展露的笑容被抽得粉碎，留下的是屈辱和仇恨……几天后，这位德国人竟然把洗好的照片送给她们，他一边夸姑娘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皮鞭。朱敏一言不发，满心只有恐惧。
时间熬到了1945年，集中营里时常传来枪炮声，朱敏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1月30日，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可怕。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她和难友们开始疯狂逃跑。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的朱敏，被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她，被当作与苏联红军谈判的人质带了回去。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爹爹是老中医”
“你叫什么名字？”
“赤英。”
“父母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的？”
“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我被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
出于本能的自保，朱敏获救后，面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仍是不变的回答。然而，每当提起中国，女孩就忍不住流泪。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孩，引起了收容站一位新政委的重视，他多次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
“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终于有一天，百感交集的朱敏，鼓足勇气脱口而出。
政委愣住了，连连惊叫：“天哪！这么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居然可以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
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离别4年后，辗转收到爹爹的第一封来信。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泪水湿透了纸背。
苏联结束战争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朱敏却选择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
1950年，朱敏趁大学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的离别已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对于那段集中营经历，朱敏几乎没有提及，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更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朱德家的平民教育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都是军人的刚毅与冷静；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流露着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世。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炽热的内心。
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他们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他却硬把朱敏赶到了北师大集体宿舍。那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朱敏一家在这里住了4年。之后，他们搬进了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才调换到了如今居住的房子。
不光是朱敏和刘铮，就连他们的6个孩子也接受了爷爷的平民教育。1960年，朱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上学，学校离家有好长一段距离，朱敏心疼，就在司机面前唠叨这件事。可是，事情让朱德发现了。第二天，朱德推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走了过来，“自行车难看，同学们会笑话。”孙子不乐意了。朱德也不生气，笑着问：“爷爷大还是你们大？爷爷大，才能坐4个轮子的车；你们小，就只能坐3个轮子的。”孩子们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去了学校。
由于自己的豆蔻年华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粗糙地度过，朱敏特别希望生个漂亮的女儿，让自己失去的一切能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可是一连生了4个男孩后，直到第5胎，她才有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圆了自己的梦。
“孩子们现在都独立了，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朱敏与刘铮已经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在评价与老伴的婚姻时，刘铮说：“我比较活泼，爱活动；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老伴赞不绝口的刘铮也有自己出色的履历，他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了两个任期，还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处长、礼宾司处长。1984年，刘铮离开外交部任职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主任，并在这一职务上离休。
“我和朱敏的这一生，她改变我更多一点，谁让她身体不好呢。我要当好她晚年的拐棍和眼睛，携手共度晚年的平民生活。”刘铮无限感叹地说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