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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没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有些愤愤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则是尴尬、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8月26日，当着记者的面，她重又哼起时，泪流满面，“宋总(捐助方圆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圆有些恼怒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告诉记者，除了学费，没其他困难，自己能克服。
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也注意到汪志鹏的变化。在仪式前的见面会上，周华玲特地点名让他起来自我介绍。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
“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绝大多数贫困生的心是孤僻、内向、焦虑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胡邓分析，他们骨子往往深嵌着强烈的自尊与过度的敏感。
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从乡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们在短时间内承受太多的变化。现代化的环境与用品，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容易让贫困大学生无所适从。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 ／ 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而一些极端的案例，更给他们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鹏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小时候开朗活泼，但他12岁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学，因没钱就读喝农药自杀。父亲因此精神错乱，儿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志鹏不爱说话，但懂得心疼我。”这位母亲说。2007年除夕，新年钟声临近敲响时，志鹏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说要给妈妈唱首歌。当时，窗外爆竹声震耳，客厅里那台无画面的电视机沙哑地传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欢闹声。汪母没听清儿女在唱什么，只一个劲地鼓掌，边抹眼泪。
“尊严要靠实力挣回”
8月27日，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第二天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去年8月份，为22名大学生颁发助学金时，襄樊市总工会还发出了倡议书，要求大家学会感恩，与女企业家多联系，汇报自己的学业与生活情况。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2／3大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是指写给总工会，而更多的大学生直接给资助者写信。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这个同学眼中勤奋稳重的学生干部，成绩在年级也名列前茅。
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严阿姨的公司实习。这个身材敦实的男生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而王可的母亲称，资助过他们的企业家曾问女儿，有没献过血？有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这跟感恩有什么关系！”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资助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并没终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拒了采访。
龙威与资助者严建群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严主席的公司实习两次后，他得到了师傅与同事的认可。严建群告诉记者，龙威毕业后，只要肯来，我们就收他。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渺小的粒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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