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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9日刊登的朱福忠的悔过书
张绍仓在法庭上念自己的悔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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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7月11日，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
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据检察机关指控，张绍仓利用职务便利，1992年下半年借为某公司解决350万美元外汇额度之机，收受这家公司支付的调剂费人民币700万元。1989年至2006年间，张绍仓单独或伙同其妻、儿子收受他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278万余元。
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
涉嫌抄袭的悔过书
下面是张绍仓的悔过书(本报编辑部略有删节)——
我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主要还是自己的主观原因。
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业绩的建立，我逐渐自满起来，认为业绩的取得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帮人解决点困难，就以恩人自居，认为自己有活动能力。在这种扭曲的思想支配下，从逢年过节收点礼品开始，逐步发展到收受他人礼金，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身居要职，手中有权，说了算数，找我帮忙办事的人多了，攀附追逐和前呼后拥的人也多了。渐渐地，自己把组织纪律、党纪国法都忘在了脑后，把党性原则丢到了一边。在朋友、感情、哥们儿义气的驱使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人情，没有党性纪律观念，只想个人得到好处，没有想到党纪国法对自己的约束。法律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我现在非常后悔，但已悔之晚矣。
在工作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第五段的内容。朱福忠说：在工作的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业的大功臣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把企业的人事、财务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第三段，朱福忠说：在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把自己看成是阳光城建设的大功臣，并以此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我把同安镇的人事、财政、国土、规划和城建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事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同安镇的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当时的区委主要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轻描淡写。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工作起来放得很开)，我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成了金钱的俘虏。
现在想来，我真是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有什么好居功自傲的？企业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企业做领导，换了别人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更何况，在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提高，比起其他同学、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我真后悔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束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给企业造成损失，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是虚妄自大和对法律的无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现才如梦初醒，却晚了(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最后一段，朱福忠说：现在想来，我真的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哪里值得为金钱自卑呢？同安镇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做党委书记，换了别人，同安镇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地提高，比起其他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在自卑的阴影下，虚妄的自大把我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这么多年来，我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时时忙于应酬，更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现在真是后悔不已。我辜负了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忘记了党纪国法。我将受到法律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龋被审查以来，我积极配合纪检、司法机关把问题交代清楚，认真反省，争取好的态度，从思想上转变认识，从行动上重新做人。同时也恳切地盼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也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好好改造自己，报答组织，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关于贪官悔过书的是是非非
在这份张绍仓的悔过书中，我们编辑部标线部分和后面括号里编辑部的标注，有着惊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装——张绍仓悔过书存在抄袭的嫌疑。朱福忠原是镇党委书记，而张绍仓原在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任商贸处处长，后到企业任职。两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作案的手段、地点、背景不同，所以两人对自身腐败的悔悟，不可能相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朱福忠的悔过书在前，张绍仓法庭忏悔在后。据了解，在不少监管场所，有关部门都订有《检察日报》，一些被羁押人员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存在这样的可能：张绍仓从报纸上看到朱福忠的悔过书，然后结合自身实际照葫芦画瓢“有感而发”。
但无论如何，张绍仓要想真心忏悔的话，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悔过书啊。
现在不少贪官在落马后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甚至“痛心疾首”地写下“万言悔过书”，也有的贪官在法庭审理的“最后关头”以法庭最后陈述等形式，表达其悔恨之情。贪官这种“到了黄河才死心”的忏悔，到底是真心悔过还是作秀式的表演？当然，这其中不乏犯罪后真心认罪悔罪的，但也有忏而不悔的，他们的直接目的是想尽量给组织或法官留下一个忏悔改过的好印象，以便得到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理。张绍仓这份涉嫌抄袭的悔过书，悔过的诚恳度有几分？他在法庭上的忏悔疑似作秀。
《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之所以专门开设《忏悔录》这个栏目，刊发贪官的悔过书，初衷是想剖析贪官们腐败的轨迹，探寻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对领导干部能起到一些警示教育的作用。至于一些贪官在特定场合说的话是真是假，是不是真心悔过，真实动机和目的何在，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有些评论者说贪官的忏悔空话、套话多，此评论尽管有点偏颇，但用在一些贪官身上是合适的！不过细究下去的话，如果这些贪官的话句句都很真真切切、朴实无华，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满怀感情，那么，当初他们还会腐败吗？我们还会称他们为“贪官”吗？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是贪污贿赂腐败、失职渎职腐败的胚胎，防治腐败需要从教育领导干部求真务实、说真话办实事开始！(李英华 雨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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