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知名学者周思源日前新解《水浒传》，对其中的许多“历史定论”作了颠覆性的诠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梁山好汉一向被认为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但周思源却认为，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零八将至少有四十多个“不好汉”，有些的确可以说是地痞或者强盗。想弄明白的是，水浒一百零八将不全是“真好汉”吗？(上海长乐路
谭祚言)
答：聚集到梁山的水浒一百零八将，如果追究他们的出身，其中确实有不下于三分之一的人是强盗。《水浒传》写了包括梁山在内的十个山头，当初都是打家劫舍的团伙，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周通、李忠，等等。林冲投奔梁山，寨主王伦便要他先递一份“投名状”，亦即下山去杀得一个人来将头献上，这就是盗匪通行的规则。开黑店杀人越货的又是一批，如十字坡的张青、孙二娘，梁山泊岸边的朱贵等，他们不管客人是何许人，一律麻倒宰杀，夺了钱财。还有一类是拦路打劫者，如在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兄弟等。此外，便是惯偷时迁、段景住这些鸡鸣狗盗之辈。
至于拿智取生辰纲作为“劫富不济贫”的论证，需要指出的是，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本就是为了下半辈子受用，并无济贫之考虑。他们也并不是见财就抢，而是选择位高权重的蔡京梁中书为对象，这个精心策划的行动分明是向官府挑战，小说也明确写它是梁山事业的起点，故而不能简单地以强盗行为论之。
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是强盗出身，但仅此却不能给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众人定性。宋江上山以后，梁山的性质开始转变。过去晁盖等人上山只是逃避官府缉捕，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基本上还是一群打家劫舍的绿林人士。宋江上山后影响力远远超过晁盖，思想也非常明确。他指挥三打祝家庄，是为民除害，是要铲除恶霸地主。攻进青州城时，“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到“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拿下大名府，“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了。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
此外，宋江还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树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堂前的楹联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并约法各头领，“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
因此，宋江领导下的梁山众人，就不能说是土匪强盗了。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正因为有了这样明确的纲领和纪律，才会发生李逵误以为宋江抢夺了民女，一斧头砍翻“替天行道”杏黄旗的事情发生。
小说中描写梁山队伍与地主武装祝家庄、曾头市作战，大举攻陷青州、大名府，与进剿的以高俅为统帅的政府军展开大规模战斗，当时叫“造反”，今天则称之为农民起义。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朝廷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梁山与朝廷对抗，反映的是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和要求。宋江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招安路线，虽然大可议论，但“造反”总归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出身的人汇聚到宋江领导下的梁山，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些什么，既然服从宋江的领导，执行宋江的纲领和路线，也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肯定他们反抗朝廷事业是合理的、正义的，那么，一百零八将就都是好汉。
当然，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农民起义这样一种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毋庸讳言，《水浒传》有着浓厚的江湖气味，嗜杀、视女人为祸水、义气崇拜等，这些都是不能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的。《水浒传》描写的一些斗争手段，如招揽秦明、朱仝等人上山，竟不惜滥杀无辜，等等，在今天看来也确实令人发指。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才真实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复杂图景。
其实，《水浒传》的作者站在忠义的立场，对这一百零八将事实上是有不同评价的。看一看梁山的座次，就不难发现那些曾经占山为王、开人肉作坊、抢夺民女的人，都不在前三十六名，即不在天罡星的名单内。小说颂扬的、并用大量篇幅描写的是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这些被逼上梁山的人物，他们是小说的主角，也是左右梁山方向的精英阶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武松血溅鸳鸯楼，等等，也许有过度使用暴力之嫌，但其称道的是敢于反抗邪恶和霸权的正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石昌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