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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争议焦点：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病
公诉机关提交给法院的最关键的证据是，云南省公安厅于今年5月31日作出的一份《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这个鉴定书分析称：四名专家在对徐敏超进行精神鉴定时，发现其表情忧郁，精神紧张，但能详细回答关于家庭和自己工作情况的所有提问，对于自己作案的详细经过，也能一一说清。由于作案前太疲乏，感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很大，产生了强烈的焦虑。但是，其实质的自我控制能力仍然保持完好，故对作案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公诉人据此认为被告人徐敏超并未患有精神疾病，故应该对案件的后果承担全部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这份由公安厅所做的鉴定结论，遭到了被告方的强烈质疑。辩护人李春光称：根据《刑事诉讼法》120条规定，精神病鉴定只能由省极政府指定的医院才能做，除此之外，任何机构或机关都不具有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法定资质，因此，这个鉴定书无效，其结论自然也就不足采信。辩护人坚持其一直强调的观点：被告人具有精神性疾病，而且，其家族中包括奶奶、母亲等多人在内的数名成员，均有过精神病史。为证明这个观点，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远赴吉林对相关知情者所做的“调查笔录”。
对于这个问题，法庭调查的情况显示，在以前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他从来都不曾说过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但在庭上，他突然改口，称以前觉得这是“家丑”，所以才故意隐瞒。
记者了解到，该案中另一个核心争议的焦点是，在被告人不具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其罪行应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以故意伤害罪来加意制裁，公诉机关认为是前者，根据《刑法》规定，该罪名最低的起刑是10年，直至死刑，而辩护人则认为应该是后者，该罪名的起刑则只有3年。
在这种情况下，本案中的精神病鉴定就成为了关乎案情定性的最重要的一环。为此，被告辩护人当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在经过10余分钟的休庭合议后，审判长宣布：接受这一申请，将在委托权威机构重新进行鉴定后，另行择期开庭审理。
第二部分
徐敏超的人生轨迹
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负债累累，经十几年寒窗苦读才终于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在工作的过程中突然“发狂”砍人？
在案件开庭审理期间，本报记者对此展开深入采访调查，试图揭开徐敏超人生蜕变之谜。
残缺家庭中长大的灰色少年
今年3月18日25岁的生日，对徐敏超来说依然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甚至，他觉得日子越过越没意思：去年5月已经和爱人包莹登记结婚，但至今连摆宴席的钱都拿不出来，更别说购买住房；两人虽然都在同一家旅行社做导游，算“同事”，但平时都各自在外带团，经常很多天都见不上一面……
这个生日前后，他经常回忆起自己灰暗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很是伤感。
徐敏超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妹妹叫盖丽娜，父亲徐长发和母亲盖吉霞都是务农人员，家庭收入非常低。徐敏超5岁那年，长期感情不合的父母分道扬镳，各走一方，此后，他跟着父亲生活，妹妹则被法院判给了母亲。徐敏超11岁那年，父亲再婚，在给他添了一个继母后不久，又添了一个弟弟。
与这两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徐敏超都觉得很难相处，这使得原本就内向的他变得更加孤僻。上中学时，乡上的学校隔家里有20多里远，开始他每天都走路去上学，后来，父亲用好几个月的积蓄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徐敏超很开心，尽管乡村里经常下雨，一下雨小路上就泥泞不堪，根本没法骑，只能用肩膀扛着自行车，一脚水一脚泥地艰难地走。
但这个新家只维持了不到四年，就又宣告解体了：父亲徐长发再度离婚，并第三次结婚。新的家庭却没能带来新的气息，这个家的经济上更家窘迫，最糟糕的则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徐长发脾气越来越怪，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要儿子承担家里的很大一部分家务，还多次想中断儿子的学业。在徐敏超的心里，父亲眼里的他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
妹妹盖丽娜回忆：“哥哥亲口和我讲过很多事情，尤其是读书时的困难，他告诉我读大学时他就在外面做家教，打工，甚至帮过别人在夜里到墙上刷写违法的小广告，刷满一条街，可以挣六七十元。他假期几乎不回家，他讲一方面不想回这个家，另一方面，是父亲给他的钱太有限，根本不够他最低的正常花销，他只有自己去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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