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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到底有没有钱？
尹日强家住的是永安镇第一批商品房，上下两层，每层大概50多平方米。一层出租给一家美容院，二层是一室一厅供尹家4口人住。每回放寒暑假，白天尹日强和姐姐都在家里开起“补课班”，给附近的孩子做家教，帮补家里。
晚上两姐弟一概在客厅打地铺。“每年就放假回来一下，忍忍也就过去了。”尹日强的父亲做司机，母亲做售票，跑客运天天往返于江背镇和长沙市。这条线是“冷线”，最近又在修路，每日的收入不过几十元。
赖以谋生的中巴静静地在尹家楼下停着，车身上下都是泥点，有的车窗玻璃坏了，尹湘元就拿一块白板挡住。其实，这辆车在尹日强失踪前已经坏掉了，尹湘元瞒着儿子没说。长期劳累，尹湘元的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再熬两年吧，等儿子和女儿毕业，家里就会好了。”周姨感慨说。抱着这种信心的，不止尹家父母，还有尹日强的亲戚。“要不怎么会有人借钱给他们？他们买房子欠了债还没还上。”
在周姨和旁边的邻居眼里，尹日强是个好孩子，只是不爱说话。和尹日强交流少的，还有尹日强的爷爷奶奶。尹日强是他们一手带大的。两位老人现在还住在东塘村老家。从街边公路往村子去，还要走上几里路。尹日强的爷爷说，尹日强小学时天天走路上学，路上要花上2个小时。每天天未亮，才5时，老人就带着孙子去上学，晚上8时才能回到家。
小时候的尹日强腼腆得像个女孩，也不找邻家的小朋友玩。每天回家，他一头扎进书本里。
老人回忆起来开心得不得了。黄花镇的爷爷家里，墙上挂着日历，掀开，全是尹日强从小获得的奖状，贴了一墙。据说抽屉里还有一摞奖状没有贴出来。老人有4个儿子，尹湘元是老四，孙子辈里出了不少大学生，而老人最疼爱的还是尹日强。
“他初中会考时考了全省第4。”老人穿着绿色的毛边拖鞋，在水泥地上蹭着。这个只读过一年“古书”的老人，很明白孙子的难处。“他最乖了，很爱护家人，老师也最喜欢他了。”
乡间小路上，一老一小的身影逐渐模糊。尹日强从这里走到长沙，再到香港。道路，越来越长。
双重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打电话的次数和尹日强的成绩是成正比的。“我不想撒谎，不想骗他们，可是说了实话，他们又会担心，只好不打”
从今年9月份至今，作为湖南省首批赴香港高校就读的优秀学子，尹日强一念之下的“逃跑”掀起了轩然大波。背后的缘由不仅出乎父母和学校的意料，云集长沙的五六十家媒体更是措手不及。
在香港的学习、生活以及其他事情，只有尹日强自己清楚。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在香港的尹日强和在家里的尹日强就不像是一个人。
他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原因只有一个——怕家里人问他的学习成绩。到香港的第一年，他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到了第二年，他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打电话的次数和尹日强的成绩是成正比的。“我不想撒谎，不想骗他们，可是说了实话，他们又会担心，只好不打。”
尹日强和同学也不讲自己的事，因为觉得没面子。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他没碰过什么挫折，即使有，也会很快恢复正常。然而，到了香港，尹日强有些无所适从了。
刚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尹日强一口气选了7门课，结果2门拿了D。以后，成绩也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奖学金也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删减。学业、经济的双重压力压在这个21岁的男孩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开始选择逃避。
为了忘记这些不开心的事，他可以一口气睡上30个小时，他会上网、看电影。“可这些发泄途径不太管用。也许当时几个小时、几天有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都没时间想起，但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事情还是那么糟。”
尹日强开始说自己的记忆力变差，他会忘记许多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办理住宿申请，比如办理通关手续。这些事情后来都成为部分媒体质疑的焦点。
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怎么可能忘记这些事呢？可电话那头的尹日强羞涩地说：“就是忘了，以后还可能再犯，只能尽量记得。”
不过是一场逃学事件
直至昨日，尹日强都没怎么和自己的父亲谈过。他们之间的交谈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几分钟。对此，尹日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心里有强烈的愧疚，说得越多越愧疚。
昨日，在湖南长沙一家当地媒体为“尹日强失踪迷雾”制作的专题中，主持人以一句让人哑然失笑的话语自嘲。
事情是从尹日强自动“现身”那一天开始起变化的。看到精神恍惚、神情憔悴的儿子那一刻，又狂喜又心疼的尹湘元做了个决定，当晚就把儿子带回了湖南。儿子从初中开始就住校，终年劳碌和长期疏离让他和儿子都不怎么善于和对方沟通，但是他理解儿子。他知道儿子怕面对陌生人。
对此，曾经帮忙发动百万湖南人帮忙寻找尹日强的湖南驻深办党委办主任张群力，对于尹湘元的举动表示理解，他认为这样做也是为了孩子，父母希望能够让孩子不受过多的打扰。
看到父亲那一刻，尹日强哭得泣不成声，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对不起。”身上穿的仍是失踪前的那套衣服，黑色T恤、蓝色短裤、棕色皮鞋。随身带的两个包都在，6万元学费一分钱也没丢。尹湘元一直试着跟儿子沟通，但尹日强只是不停地哭，不怎么说话。
从被找回直至昨日，尹日强都没怎么和自己的父亲谈过。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之间的交谈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几分钟。对此，尹日强的解释是因为自己心里有强烈的愧疚，说得越多越愧疚。
为了避开大量的媒体追踪，尹日强的一个亲戚找到了长沙当地的一个媒体，委托其帮忙，采访并向所有媒体发布关于尹日强返乡情况的“通稿”。可是，这家媒体决定做独家发布。
于是，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只有这一家当地媒体的记者能接触到尹日强。但是他们描述的尹日强形象却过于阳光健康；这和当日知道消息后，尹家父母对其他媒体记者说的话却大有出入。
随着孩子回家后，慌乱心情的调适逐渐完成，尹家父母对媒体的感受开始复杂起来。他们言辞越闪烁，媒体越质疑。
“只是为了保护儿子，这有错吗？”罗金再对此的解释是，刚结束“失踪”的儿子确实有点憔悴恍惚形象脏乱，在心疼儿子的父母眼里自然会放大这种“苦况”。这个一辈子没有和记者打过交道的母亲始终没有想明白，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我就是想逃避。”尹日强最终向本报记者坦然承认了这一点。
“他在我面前从来都很乐观”，尹日强的导师朱力径说。“将来的路还很长，20岁的人，不要总强调他的内向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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