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4日，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晚会。张艺谋(右)和王毅(中)大使十分亲热。一旁是日本经济团体会长奥田硕(左)
三年前，王毅出使日本。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问答始终围绕着这几个词：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日本入常、反日教育。王毅坦陈，当时中日间“存在严重政治障碍”。
三年后，当他结束大使任期之际，终于可以说，中日关系“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外交，曾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而回看王毅使日三年间，当两国高层交往陷入困境时，“以民促官”的思路再次成为突破口。
这次的主角之一是王毅。当“与日本各界接触”成为“对日方针”时，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
“中日外交从低谷中走出来，是水到渠成。”一位中国外交官对本报记者说，“而这渠中之水，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大使馆面向日本民众的工作。”
在中日关系的冰冻期里
2004年9月，王毅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媒体不约而同用了“临危受命”。中日关系当时正处于低谷。
旅日学者刘迪记得，哪怕在冲绳的出租车上，司机都会说“中国太可怕”。东京街头，常可以见到中文告示，内容竟是“警惕可疑的说中文的人”。如凶案的凶手是日本人，报纸就只有一条消息，一旦凶手是中国人，报道立刻连篇累牍。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千叶明等日本官员认为，王毅使日是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的积极信号”。当时，王毅和整个中国驻日使馆团队要面对的，远不是传递积极信号这么简单。当时，两国东海油气田争端正酣，而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中国也暗示要动用否决权。
“和早年友好的时期相比，那几年的工作很不顺心。”一位外交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1年到2005年，中日政府首脑没有互访。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和日本外务省进行多次交涉。他言辞犀利，称李登辉可能成为“战争制造者”，警告日本不要“自食其果”。日本媒体为此批评王毅“过激”，甚至表示“怀疑王大使对日本抱有的善意”。
在这一年，中日关系的坚冰日见增厚，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
“过去中日间的问题，更多的是政府间的分歧，对老百姓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多少影响。”中国驻日使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但是，冰冻期太长了，舆论也推波助澜，所以国民感情的因素日见凸现。”
出使日本前，王毅对国内媒体所说的一番话，或许正鉴于此。“这次赴任将……积极地、广泛地与日本各界接触。”他说。
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2006年1月，供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刘迪在策划“中国大使馆寄赠讲座”，希望邀请中国使馆的官员向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中国。“没想到王毅大使亲自来讲了第一讲，题目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
随后，加上中国驻日使馆的全部9名参赞，这个系列讲座办了整10场。
其实，早在2005年1月，王毅就已在早稻田进行过“中日关系和地域协作”的演讲。据共同社报道，王毅用日语演讲后，接受提问，“态度随和亲切，学生对他印象很好”。
三年间王毅作了多少场演讲？大使馆相关人员的回答是“数量惊人”。“针对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准备不同的演讲稿，很有文采。”大使馆相关人士介绍说，“这是前几任大使做不到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日本民众，王毅都说日语。而且，他的日语很高雅。”共同社资深记者河野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王毅特别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坚持中国的原则，但最难得的是，他能把中国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
中国大使馆另外运用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还有很多。
2004年11月，中国驻日使馆举行了和“日本邻居”的“恳亲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使馆和今天来的朋友也是近邻。”会上王毅说，“各位高邻对中国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轻松地和我们交流。”
“王毅的演讲经常很煽情。”《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黄文炜说，她甚至觉得王毅演讲时的号召力，跟小泉纯一郎“很有几分相似”。
黄文炜也注意到，在这类活动中，王毅几乎从来不吃饭，因为一直有人排队要跟他合影。“任何人要和他合影，他都尽量满足。”“他也很配合记者拍照，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特别是很多日本女记者总喜欢去采访他，因为觉得他很帅。”
“不少场合，按照既定规格，是不需要大使亲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刘迪介绍说。他称王毅的这些工作为“苦心贡献”，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出头露面才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层关系到这步田地时，在民间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不过，当时两国高层互动依然霜厚冰坚。2005年5月，时任日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表示“年内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断访日行程回国。当年8月15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年12月12日，王毅回到北京，疗养并述职。
这一年，中国反日游行的画面，在日本滚动播放。
驻日大使是最累的
“做大使是很累的，可能驻日本大使是最累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感叹。
在共同社的河野彻的评价里，王毅是“历任大使中做得最好的”。河野彻还能回忆起，20年前初到日本使馆时，王毅和他们一起去钓鱼聊天的情景。
“日本的财界政界高层，喜欢借助打高尔夫球搞交往。”刘迪说，“而中国驻日使馆团队，打破了这个模式，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塑造了更有亲和力的新形象。”
王毅的博士导师、外交学院教授周启朋称赞自己的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重新拾起以民促官，或许也的确是在中日高层互动停滞的局面下，最合理的策略。
中国驻日使馆团队和日本的财政两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家都随时打电话，互相很熟系。”一名熟悉驻日使馆工作的人士透露，“使馆举办诸如国庆招待会之类的活动，很多日本议员、内阁大臣都会出席，包括很多的右翼成员。”
“在我们对小泉明确表示‘不欢迎’以前，他都以日本首相身份参加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位人士说。
2006年8月间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上，王毅在演讲后，首先与安倍晋三握了手。一个月后，安倍接任日本首相，继而到访北京，中日高层互动的坚冰开始消融。
“以民促官，最后还是要促官。”中国驻日使馆一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最重要的是抓住说了算的人。”
据了解，公安部已经在驻日使馆派驻两名武官，负责和日本警方协调与中国公民有关的治安和非法移民问题。这曾经认为是挑衅中国的议题，现在两国业已开始技术层面的合作。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晨练时和日本民众聊天，王毅微笑着做起了翻译。家长里短的话题应当也比政治议题轻松得多。
把坚冰变为暖流，并非朝夕之功，诚如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分析，“不可能期待产生类似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影响巨大的民间外交的作用。”而几名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介绍说，他们和周围的日本同学谈及中日关系，主题词依然是：“民族主义”、“台湾”、还有最近增加的“食品安全”。
对于亲历中日关系走出谷底的王毅来说，可能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可怕。“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在旅日中国人特别举办的送别会上，王毅如是说。
(司徒北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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