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文忠档案：1966年6月6日生人，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通18种语言，包括八思巴蒙古文。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巴利文讲稿》、《玄奘西游记》等。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同时又是北大青鸟环宇独立非执行董事，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钱文忠
安冬说两句：
钱文忠是个相当风趣而温和的男人，跟他聊天，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过程。由于北京三环堵车，我晚到了一个半小时，我表示歉意时，他笑模笑样地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比我约的时间还早，但比我到的还晚。
在去采访的路上，出版社的朋友王玲就告诉我，钱文忠这个人，南方男人北方性格，为人豪爽大气。他从上海赶到北京，王玲要去接他，他说路上太堵，他自己打车过来就行。问他打算住什么宾馆时，他也不讲究，给他安排哪儿就是哪儿。王玲说，钱文忠让身边人感到特别放松。
这句话没错。不但如此，钱文忠好像天生就是个惹人注目的人，他的言谈举止极具感染力，而且精力旺盛，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说这就够了，多睡了就累。他白天会友聊天逛书店，晚上做学问，哪个都不耽误。不过他听说我回来就要完成他的稿子时，他唏嘘着说：多累啊！写这么多。
从钱文忠身上，我忽然有另一种想法，就是一个能在生活中让旁人愉快的人，在学问上，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我也能明白，他在《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为何如此让人心动。
我对那种稀奇古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钱文忠
新报：在很多采访里都有这么一个介绍说：“作为国内少数几位专门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钱文忠传承了季羡林的学术薪火。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那时候你才17岁，这么小的年龄就对这种奇怪的学问感兴趣？
钱文忠：第一个是家庭环境影响，我的家族世代都有读书人，我父亲在“文革”前是读英国文学的，我的家人给我的空间很大，比较自由，尤其在选择专业上从来不干涉。第二个呢，我在华东师大附中期间有个特别好的老师叫郝陵生，这个老师很奇怪，他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讲点儿离我们很远的题外话，讲一流学者的情况啊，或者学术界最前沿的问题，这是个学养极好的老师，所以我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教师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不经意间他影响了我，他提到了季羡林先生，提到梵文没什么人研究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了，因为这个学问要青灯古卷嘛，很枯燥没什么用，也不能靠它谋生的。郝老师无意中说了，我就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季先生那时候是北大的副校长，管文科的，老爷子还给我回信了。我就问老爷子还招不招学梵文的学生，如果招收的话，我就去考。我对那种稀奇古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实际上1984年那年梵文招本科班是建国以来第二届招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班大概跟我是有点儿关系的，当然不能说是我的这封信决定的，但这封信影响了季羡林先生，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没有年轻人来学梵文，他突然发现还有愿意学的，所以又招了一个班，8个人。
新报：但最后坚持到底的就你一个人。
钱文忠：就我一个人。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是第一个志愿考进去的，大多数人就是，报考志愿时填的是服从分配，等于说，那些人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我们班的那些学生都很厉害的，现在在别的领域做得都很成功。
新报：说到这个，我觉得奇怪，就是你现在在课堂上讲梵文会有很多人来听，那当初季羡林先生那么高的学问和声誉，为什么那么难招到学生呢？
钱文忠：大家对季先生的了解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前一段时间出现季羡林热，出版了他的很多书，我对这种现象看不大懂，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的接受心理很奇怪，其实对季先生感兴趣的，或者爱戴他的，跟他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很多人完全不了解他的专业，大家是看他的各种散文啊，回忆录啊，看他对当代文学的一些评论，当然还有他高尚道德的感召力，但对他的佛教语言学专业大家并不感兴趣。我出了一本书《季门立雪》，是专门讲他的学问的。我在复旦大学开设梵文巴利文课有很多人来，但大多数人是出于一种兴趣，或者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比如研究佛教的，研究古代文学和语言学的，他们把梵文作为辅助工具，但要是作为专业研究，那还是很艰难的。
我认为作为学者要做好药物本身，而作为普及工作者要做好药引子。——钱文忠
新报：以前只是圈里人比较熟悉你，自从你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后，很多观众开始熟悉和关注你。被观众认同后，你对学问本身的想法有什么变化？会不会认为，一个学者不应该只在课堂上和与周围人聊天中普及和传授一种知识，更应该让大众接受？
钱文忠：我觉得做传播、普及文化和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冲突的，传播、普及文化是学者的天职所在，你作为一个教师，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知识被更多的人听到，我说要么你就是一个傻子，要么你就是一个最虚伪的人。另外一点，现在很多人把普及知识看得简单化了，在我心目中，我做专业学问时，我可以游刃有余地去把握，但是普及，有一句成语叫“深入浅出”，其实还有一句最白的话：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说明“浅出”要比“深入”难啊。普及工作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对我是个挑战，所以我经常说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做这项工作的。为什么？胆小，在普及工作中提出一种新的学说是要小心的，因为你的论证过程不能讲给大众听，大众也不愿意听。还有一方面，作为大学教授跟作为《百家讲坛》上的主讲人，后者难度大，大学教授对每个学生是了解的，我可以提出要求进行考核，但是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你怎么留住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文化水准？人家干什么你是管不到的。所以你说哪种难？普及工作对普及者的要求很高，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专家去尝试做普及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声筒，仅此而已。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方好药来治疗现代人的浮躁和精神上的缺失，那我们顶多是个药引子，药引子单独拿出来啥都不是，药如果没有药引子它还是药，只是药力会受到限制，作为普及工作者我们就是药引子这个东西。我认为作为学者要做好药物本身，而作为普及工作者要做好药引子。
新报：有人说你讲《玄奘西游记》，你身上也有一种玄奘精神。你认同吗？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是一条由信念、坚持和智慧组合而成的求知之路？
钱文忠：这我有，我的信念很坚定，我不会因为怎么说而改变自己。
新报：听到过有人批评你吗？
钱文忠：好多人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比如我好吃好喝好玩，说不像做学问的。
新报：对，还讲究名牌。
钱文忠：其实我不讲究名牌，我开始搞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说我，后来我明白，原来我用的东西是那么有名的牌子，我不知道啊。前一阵儿有个媒体把我身上所有的名牌都登出来了，所以到底谁懂名牌？记者懂啊。人家说的真对，他也没从我手上拿过去看，就放在一边，他就说是三星新款手机，GUCCI的包，我都没注意过。我只是一种审美，觉得质量比较好，或者是看到长辈们用，比如我爷爷抽登喜路的烟，那我也抽这个牌子，当然这个价格也许比较贵，但恰恰对于我还能承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的活法比较随心所欲，包括我做学问做梵文，都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新报：我觉得你的性格跟你做的学问完全不一样。
钱文忠：这不一定，人的性格是很复杂的，有一种是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性格，还有一种是自己独处时的性格。我独处时很安静，一个星期不下楼不出门是没问题的。
学问除了谋生还有别的意义，对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意义的。——钱文忠
新报：听说你反对学以致用，你认为学问完全是个人的一个爱好，是“志业”，这么说，对一些用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
钱文忠：读书改变命运是可以的，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但这不能代表全部，如果用学问改变命运，那是一种手段，没什么不可以，这个手段是很高尚的。但你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学问除了谋生还有别的意义，对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意义的，比如你读好多小说，对你有用吗？
新报：当然有用，好的小说给我梦想，梦想是生活的希望。
钱文忠：对啊，学问就有这个价值。你有梦想不能到饭店换两个狗不理包子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学问有经济考虑物质考虑以外的价值，对这个价值必须要尊重，而只有这个价值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另外它不受具体生活条件和具体时代发展的限制。这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对吧？
新报：有的成功了，其他人就比较愿意去追溯他的家庭影响、家庭教育这些背景。
钱文忠：这没什么意思，比如有人问钱钟书先生、钱穆先生跟我的关系，这在网上传得很多，我们确实是一个族谱的，在血缘上有关系，但钱穆先生我根本就没见过，他在台湾，去世也在台湾，钱钟书先生我见过，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的晚辈，不过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是一般年轻人和一个大学者的关系，我主要也是通过他们的书来了解他们。当然从小我会听到他们的故事，长辈们说，人家做学问做得多好啊，你也应该努力，这都是肯定有的，但具体得到什么指点却没有，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一种家族的氛围，或者说一种家族的教养，比如对学问要尊重，我从小就不会按照财富多少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我会根据一个人的知识多少来决定对他的尊重程度。像郝陵生老师，你要说他经济上有什么地位他没有，他甚至不是特级教师，但我跟他很亲，特别尊重他。
新报：但你自己在做生意，说明财富也很重要。
钱文忠：我完全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这里有个很大的误解，我对生意没有兴趣，我的企业有专业团队去管，我不管，一年我也去不了两次。至于财富，我们往往有个很怪的观念，就是觉得学者应该安于清贫，你仔细想想这观念对吗？不过人是有责任的，对比较奢侈的生活不能刻意去追求，不能拿学问去换，比如说我这个学问就值多少钱，这个我不干，所以我讲，最好的生活状态是拿左手的钱去养右手的事业，左手对右手不能提要求。我觉得我做学问是我自己喜欢的那我就去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