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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最新生物技术都免不了会有伦理学方面的争议，而“撒谎或是不撒谎，准确还是不准确”才是问题的核心。
撰稿／小 蓟
9月15日，“2007杭州(中国)寻亲大会”在西子湖畔举行。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者，抱着渺茫的希望，在会场中面对面接触。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寻亲大会。然而，人们依然难以期待有很高的成功率。就在今年，中国第一个寻亲基因库开始建立，这也许会为那些人间悲剧提供一种新的结局。
寻亲
2007年4月20日，正在宜兴的家中忙碌筹备5月1日“寻亲大会”时，“寻亲大姐”吕顺芳家中的电话响了。电话来自北京，电话另一端，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赵立见表示：华大方瑞希望为寻亲孤儿们建立一个寻亲基因数据库。
事后，吕顺芳对笔者说，接到电话时她很高兴，因为她早就知道华大方瑞曾参与了印尼海啸遇难者身份确认，“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
5月1日的寻亲大会上，华大方瑞的两位专家——于晓光和赵立随身携带了取样用的物证袋、纱布以及表格。两人为中国的第一个寻亲基因库采集了400多份血样。
在一次寻亲孤儿的小型聚会上，来自北京的寻亲者李冬梅(化名)表示，自己正准备周末有空就去取血，加入寻亲基因库。李女士告诉笔者：自己的记忆是从被领养的那天开始的。50年前，养父母先想好了名字，然后从孤儿院抱养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她——现在的名字和抱养日期被登记在孤儿院的记录里——那是她今天能找到的唯一资料。
谈到这些经历时，李冬梅的表情十分平静，对她而言，寻亲基因数据库似乎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希望。
卡片
“经过了50年，相貌、胎记、疤痕等表面特征的寻亲结果变得不可靠。只有DNA这个终生不变的标记是最科学、最准确的方法。”谈起基因寻亲，寻亲基因库主要负责人于晓光这样说。
他说，他们此前一直在考虑“基因身份证”计划。“这种基因身份证，记录了你的某些遗传特征，依靠这些特征，就可以把你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虽然平时没有什么作用，但万一发生了重大灾难，它很可能是辨认一个人身份的唯一方法。”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曾经描述过一种全基因图谱——把一个人的全部的基因信息记录下来，研究这些信息，就可能知道你的高矮肥瘦、易感染什么样的疾病，甚至具有何种性格特征——虽然最后一条常被批评为“基因决定论”。相关报道则通常把这种包含个人遗传信息的全基因组图谱也称作“基因身份证”。
“沃森谈到的包含全部基因信息的身份证虽好，但成本实在太高。”于晓光解释说。2005年，美国一家公司提取了沃森的血液样本，计划为他制作全基因组图谱。那张图谱的预算为100万美元，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绘就”。
于晓光说：“今天的基因身份证通常只记录有限的十几个位点，但靠这些位点已经足够辨认这个人了。”对这类遗传信息的应用包括：亲子鉴定、各类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排除和认定，以及重大的灾难性事故的个体认定。
虽然技术上毫无问题，但目前的寻亲基因库还没有成功配对的例子。于晓光表示，这是因为“数据库中的数据量太小了”——目前的寻亲基因库中只有500多份基因样本，而“在13亿人口中要找到一个人，数据库中至少要有上万个样本，才能达到初步的效果”。
他说，目前寻亲基因库中的数据如此稀少，一方面是受到资金制约：如果完全免费，鉴定中心负担不起，而800～1500元的检测费用令很多寻亲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可能是认识问题，“在英国，6%的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基因资料记录，而在我国，大家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这类资料的重要性”。
标记
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室的书架上，大部分都是法医学书籍。于晓光向笔者解释：“亲权鉴定，本来就是发端于犯罪科学的一门学问。”
像指纹一样，每个人的基因组各自不同。
仅利用基因就能准确区分出此人与彼人，那些活跃在犯罪现场的鉴证专家首先注意到了这种方法的益处。很快，他们开始从犯罪现场提取DNA成分，分析结果成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只是把基因信息作为证据显然不能让执法部门满意。他们希望：如果有一个搜集了大量个人DNA信息的数据库，搜寻罪犯的过程就可以由机器自动完成了——科技原本就是为了节省人工。“根据犯罪率统计，大部分大案要案都不是新手干的”。建立一个犯罪人员基因库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基因库里需要存放那些“能够完全代表这个人”的基因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要尽量简洁”。
很快，由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出面，统计了大量的人群，获得了特异性强、区分度好的13个“遗传标记”。“两个不相关的个体纯粹由于巧合而具有相同基因的几率十分微小——除非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今天的大部分基因数据库所记录的数据都是以这13个标记为核心的，这些基因数据库里的信息做到一张纸片上，就是基因身份证了。
依靠这些信息，亲子鉴定、犯罪嫌疑人的排除和认定，以及重大的灾难性事故的个体认定都基本没有问题，于晓光表示，“从技术上来讲，这几件事情是差不多的”。
在华大方瑞的寻亲基因库中，记录了以FBI所公布的13个位点为核心的16个位点，以及线粒体和男性Y染色体的部分信息。
于晓光解释说：“对16个位点的检测，在亲子鉴定和个体识别中是世界上目前通用的技术路线，对于其他亲缘关系鉴定，则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
“线粒体是母系遗传只由家族中的女性传给后代”，2000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报告了现存人群的线粒体在14.3万年前的一个分叉点。这个分叉点将代表着，现存人类的线粒体都来自14.3万年前非洲草原上的一个女子。
“Y染色体则为父系遗传，同一父系家族中男性的Y染色体分型相同。Y染色体的这个特性，使它很适合用来修家谱。”
“前段时间很热闹的‘DNA检测重修孔子家谱’，我们就曾计划用Y染色体STR分型去做的”，然后，于晓光很委婉地表示：这种DNA认祖虽然技术上没有困难，但因为那些古人的DNA都已经不可能拿到了，“如何确认孔子嫡系后人，如何确定DNA比对的标准样本？”都是很大的问题。
伦理
今天的基因身份证只包含十几个位点，虽然远达不到沃森的梦想，但用来检验直系亲缘关系却已经绰绰有余。
然而，这种为寻亲者带来便利的技术，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家庭伦理问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摆出来讨论一下。
一种质疑来自伦理学家，他们说：亲子鉴定“强化了男子亲权的意义而忽视了女子亲权的意义”。
事实上，遗传学家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美国法律、医学与伦理学学会前任会长赖利在《林肯的DNA》中就提到：进行遗传疾病研究的临床遗传学家会在无意中发现那些非亲子关系。这时候，“90%以上的临床遗传学家会通知女方而不是男方”。
然而，女性有权拒绝亲子鉴定，但男性是不是也应该有知情权呢？
德国的一个例子也许能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不是关于它该如何解决，而是关于它究竟有多复杂。
2005年，德国司法部的女部长崔普惠斯向媒体表示：“丈夫如果在没有妻子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亲子鉴定，将会受到惩罚。”当时，她建议把这项条款写进未来的《德国基因诊断法》中。小报上，那则新闻的标题被定为“德政府欲叫停亲子鉴定”。
但到了2007年，另一则标题里包含“德国男人为亲子鉴定权抗争”字样的新闻的内容则是：有人提出“男人获知与孩子血缘关系的权利同样应当受法律保护”，并希望出台一项亲子鉴定的简化程序，使“母亲们届时不能再以保护自己和孩子为由，阻止孩子法律上的父亲去做亲子鉴定”。
除了越辩越乱的知情权问题，对亲子鉴定的质疑中，另一个更实际的质疑则指出：亲子鉴定会“诱发和助长夫妻不信任的情绪，进而导致家庭信任危机”。
今年3月，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在一次访谈中透露：成立5年来，华大方瑞接到的亲子鉴定案例和鉴定案例中否定结果的比率逐年增加，“中心2006年接到的案例数目增加到了4000多例，而且，统计结果显示：其中28%为‘否’”。
邓亚军说，这只是“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在降低，另外还有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人口流动性增加等问题”，这个统计结果“是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反映”。
她是对的，如同花剌子模国的那个报信人，即使带来的不是好消息，这也不是亲子鉴定的错。
于晓光认为，很多最新生物技术都免不了会有伦理学方面的争议，他们在工作时会淡化这些伦理学因素，而“撒谎或是不撒谎，准确还是不准确”才是问题的核心。
进行亲子鉴定的准确率如何呢？于晓光回答：“每个人的DNA中，不可能含有‘追溯不到父母’的基因型，所以，亲子鉴定更擅长排除。”也就是说：如果最终的鉴定结果告诉您：您与这个孩子没有血缘关系，那么，您就可以放弃任何幻想了；但如果结果告诉您，您与这个孩子有血缘关系的话，这个结果需要用客观的亲权概率的统计数字来表达，如99.99%。”
在华大方瑞的网站上，详细说明了如何取样：用力拔下至少10根头发；用棉签在口腔内侧颊黏膜处反复擦拭30次以上；刺破手指，收集5个拇指盖大小的血痕等。
据介绍，约有一半的鉴定者选择邮寄的方式把样本寄过来。另一半则亲自到场取样，在亲自到场取样的鉴定者中，约有75%的案例中都只有父亲带着孩子过来——“他们通常只来两次，第一次取血样，第二次取结果，通常不会亲自过来咨询。”
未来
2007年5月30日，沃森收到了写着自己全部基因信息的两张光盘，至此，他正式成为了第一个个人版“全基因图谱”的拥有者。这次测序，实际费用和时间几乎都达到了预算的两倍：200万美元、两年。
拿到自己的全基因图谱当天，沃森决定向研究者们公开自己的全部基因，而且，“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理解那些与疾病相关的基因，我们要向研究者们公开更多的个人基因序列”。
也是当天，沃森也表示：“为了限制这些基因信息的公开恐怕我们该多想些理由了。我们应该像保护核武器一样，保护好自己的基因信息。”
沃森话语的自相矛盾所体现的恰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局。医生只需看一眼你的基因图谱，就可以开出处方，这当然是好事情。然而，保险公司会不会也根据基因图谱的信息，向投保者收取高额保金甚至拒保，就是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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