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5月的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这座已经连续15年实现了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城市，将解决民生问题放到了“突出位置”。令人格外关注的是，上海市委在此后数月的力推主导，令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对解决民生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把更多精力用于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把更多财力投入到解决群众‘三最’问题上”——这不单单是要求政府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更是要求政府职能由追求经济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不能避重就轻、不能“闭门造事”，而必须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
民情通道得到畅通
今年9月19日，市委书记习近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分别带队到杨浦、虹口和黄浦区现场接待群众，倾听市民诉求，面对面排解了一批久拖不决的“疑难杂症”。
这样的场景令人耳目一新，但更令人精神一振的是，“坚持领导干部下访，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听取和了解群众诉求，体察群众疾苦，帮助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为群众雪中送炭，推动基层基础工作”成为了全市党政干部的新课题。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上海，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领导干部直接沉到基层，面对面观察和感受社情民意，不仅能够融洽与群众的关系，而且也是制定民生政策、使之更符合群众需求的重要工作方法。事实上，从今年4月份起，“畅通为民办实事的民情反映渠道，拓展为民办实事的领域，加大为民办实事的投入力度，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责任”就成为了指引上海党政干部破解民生问题的明确要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浦东新区，探索性地在全区推广“市民议政会”，要求各街镇每月举行一次例会，由市民代表与街镇主要行政领导围绕社区热点面对面沟通；普陀区对下属街道和职能部门提出了“串百家门，知百家事，晓百家情”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发现工作“盲点”的重要手段；杨浦区则进一步拓展了“一线工作法”的内涵，要求全区30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带领各部门机关干部，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下午，到对口联系的居委会现场办公、接待居民，各居委会还要张贴“解难进度表”,载明本月要解决的“急、难、愁”问题，及已经解决的事项。
财政“取予”更加科学化
亲眼看看群众生活的状况，亲耳听听群众心里的话，亲手帮群众办一下难办的事情，就在这繁琐但却实在的工作过程中，政府部门原本看不到也想不到的矛盾落进了党政干部的眼睛里，原本畏难的情绪也在百姓的期盼中渐渐消弭。最近6个月以来，上海民生政策和举措的出台速度明显加快，覆盖的人群也进一步扩大：大学生医保、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实施帮困补助、为城镇重残无保障人员提供医保、扩大廉租房受益面，以及8月下旬以来月最低工资、失业保险金和低保等三条“托底”保障线先后提高……几乎每10天就有一个新“利好”。在一些公共政策专家看来，大量民生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政府财政在“取”与“予”上的配比更加科学、更加“贴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在扩大廉租住房制度受益面上所作出的探索。今年7月，浦东新区出资2亿元从安置剩余的配套商品房和中心城区二手房中收购房源，试点扩大实物配租的比例；8月，市政府明确表示，廉租对象的收入认定标准不再与低保线挂钩，而是根据市民收入变化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新政绩观引领新思路
在推进民生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上海越来越多的干部体会到了“政绩”的本意：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共建共享和谐社会。
今年4月，闵行区率先出台了民生指标体系，其中没有“基尼”系数、城市化率等常用的宏观指标，却有大量诸如“入民宅盗窃案发率”、信访案件办结率等描述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指标。另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发生在寸土寸金的黄浦区，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该区教育系统清退学校周边小店，实现了“退商还教”。新型的“政绩观”带来了新型的工作思路。现在，改进工作方式、完善工作程序，不断深化和完善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正逐渐成为上海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9月10日，上海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启了“征询民意平台”，方便市民对政府制定的规章草案提出意见，对涉及利益冲突或者分歧意见较大的规章，还将举行立法听证会……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浦江两岸谱写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