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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经常提到的是“国家行政学院这个平台”。
成立于1994年的国家行政学院是负责培养高中级公务员，同时也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开展公共管理等领域理论研究，是国务院下属的重要官方智囊机构。
“严格说，这几个职能都是围绕着‘科学决策’。”王伟说。
在1994调到国家行政学院之前，王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到这些年参与决策咨询的过程，他有时也会感慨，“过去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但真到了人家找你要方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压力大了。”
本报选择王伟作为一个智囊机构学者的样本，通过他的经历，可以管窥他们的工作方式。以下内容为王伟口述。
国务院领导提出的课题
我比较正规地接触和参与决策咨询是在1998年。
当年3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在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提出：交通部和公安部在道路交通管理的职能分工上存在问题，职责交叉怎么解决？这需要做专门研究。
在这之前，国务院领导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分歧很大。国务院主要领导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做“中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这是我承担政府委托课题里面第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原定一年，实际搞了三年。
当时有关部门都很重视我们的研究。交通部党组明确表示：由国家行政学院独立完成，绝不干扰，但给予各方面配合。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也很重视，当时我们写了一封信传真过去，听说贾部长的批语比我们这封信还长，其中有八个字最重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更是重视这个课题，调集了学院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并提供很多便利条件。3年的调研中大约跑了20个省，跟二十几个省部级干部谈过。
这个课题是从成渝高速公路研究起。当时，交通部认为这是管得非常好的一条线，而公安部则认为是“死亡之路”。差别这么大，所以我们就要从这开始。去之前我给两位领导同志发了传真——一位是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的张中伟，另一位是当时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王云龙。这两位领导同志都曾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过1998年国务院体制改革的研讨班。我在传真中告诉他们：我现在承担了这样一个课题，希望你们支持，能和你们谈一谈，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希望能委托分管领导介绍情况。结果这两个领导不但委托了分管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跟我们谈，还亲自出面接待。
原因是什么？一是因为课题来自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时也因为这个课题跟他们所在省市的切身利益有关，也是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张中伟讲得很坦率：现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是地区分割、部门分割；这个问题，我作为常务副省长解决不了，他们交通厅长、公安厅长更解决不了；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希望能从上面把问题解决好。
2001年8月课题完成后，直接交给了朱镕基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也都人手一本。当时正在讨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开始，有关负责人在汇报的时候说：相关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制定法律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务院领导就拿着我们的报告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就不是你们这个看法，你们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认为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向中纪委领导建议行政伦理建设
中纪委有关培训机构曾多次请我去讲课。最初我讲行政伦理，就在一个五六十个人的小教室。但他们录音了，整理出来后上报。当时的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觉得不错，写了批示，印发给中纪委常委阅。
2000年底，袁纯清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想读一些书，看一些资料。1997年到1998年国家行政学院和韩国合作进行了“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这是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作为该项目中方首席研究员，将报告给了袁纯清秘书长。他看了之后，要求再提供一些东西。我记得当时给健行同志提供了我的两本书，一本就是这个《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另一本是即将出版的《行政伦理概述》的稿子。
袁纯清当时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健行同志讲，可以写一个材料，我交给他。中纪委的秘书长愿意把我的建议书交给中纪委书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渠道。我给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行政伦理法制已经是一个国际趋势，被国际证明是廉政和反腐败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因此建议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包括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信虽然只有2页，但附件很多，其中包括由时任金大中总统副手的柳在乾国会议员给我提供的《韩国反腐败法案》(他是第一提案人)。
后来我了解到：领导同志很认真地看还作了批示。我参加了第一次论证会。会上有同志希望能尽快拿出成果来，我当时讲了两点：第一，强调性质，这个法规在国际上属于行政伦理法，因此它的一些设置有自己的特点；第二，尽管我非常想推进这项工作，但肯定急不得。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务员法，想先出台廉政法是不可能的，得有一个过程，逐渐推进。
到了2004年，中央将“廉政实施纲要”的征求意见稿送到国家行政学院。根据院党委的要求，廉政室主任、一位法学教授，还有我，负责对这个纲要提出修改意见。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意见需要提得集中一点，集中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我们没有用“行政伦理”这个概念，用的是“从政道德”。一共提了六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全部被吸纳进去了。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探索制定从政道德的法律法规”。这实际上就把行政伦理法制提出来了。
受到国外重视的平台
国家行政学院成立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瑞效俭邀请我去美国考察。征得学院同意后，我将考察主题确定为“美国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为中国的公务员伦理道德素质建设和廉政勤政政策服务。考察回来之后写了报告，经学院领导同意，报送国务院有关部门。
当时有一件很具体的事给我印象很深：我到芝加哥后，美国方面安排了两个律师跟我谈。这两个律师跟我说：根据美国《海外反贿赂法》，美国在与中国签订合同时必须在合同里写上：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索取或提供回扣。有些中国人因此拒绝签字(认为有歧视意图)。所以他们想通过我，向中国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回来之后，我在报告中写了这个内容。后来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志。我跟吴部长说：如果有工作人员向您汇报，说美国有关方面想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您务必问清楚，是哪部法律，是哪一条——如果是美国的《海外反贿赂法》关于回扣的那一条，我认为可以接受，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内容。这个例子说明，国外都很重视国家行政学院这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来反映情况。
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现在我们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我被聘请为中央治理商业贿赂小组专家组成员。分配给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治理商业贿赂”。要求我在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法规和机制。
领导重视和自身压力
参与决策咨询需要拓宽渠道。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前两年发生了“杜宝良事件”，菜农杜宝良在同一地点被电子眼拍下连续违章一百多次，罚款一万多元。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几个媒体要采访我。如果我还是在人民大学的话，可能就接受了，但那次我没有接受采访。
我认识公安部刚刚主管交管的副部长。我想：跟电视台记者谈话，远不如直接给副部长写封信。我将在国外进行考察时得到的有益经验写进信里，比如在法兰克福，如果驾驶员违章累积到了12次，电脑就会自动弹出提示，并立即通知这个人。我当时建议，这个事情暴露出政府的交通管理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封信的效果非常直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效加强了自身工作，处理结果双方都比较满意。主管部长还专门写了封回信给我，很客气。
这十几年来我跟北京的各级领导接触较多。我的感觉是：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就越能听取意见。我跟刘淇同志接触过几次。他担任市长时，我参加会议去提意见，他都非常认真地记。后来我给市委常委讲课，讲课之前刘淇会提前20分钟与讲课人个别交谈，提前问一些问题，一起探讨。
今年我参加了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主持的一个调研会，会议讲的是北京奥运“迎讲树(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我利用这个机会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社团管理，怎么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基本原则是什么？会上领导反复问到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还说：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材料。材料准备好之后，我特意写了一封信，中心是谈通过建立公共行政体制，有效避免奥运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性风险。领导做了批示。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了此事。后来有些熟人还专门找我，问我能不能把给领导的信也给他们看看，让他们了解一下背景。
作为一位学者，应该把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资料作为一项工作来做。如果说在以前，提出批评意见是必要的，那么现在，最好是能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供参考。就是说，要高度重视把理论学术研究向公共政策转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其实很高，必须转变自己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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