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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新中国成立五十八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广场像以往那样搭设起盛大的花坛，孙中山像之侧，50米长的组字灯箱上显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似不新的话题，却成为了中国理论界的一大热点。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随后以《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题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今年9月迅速推出《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一书，短短两周时间，发行量逾120万册。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2007年中国的理论热点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回答，“如何理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第一解读热点。一时间，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密集地见诸各大报刊。中央党校教授、党章研究专家叶笃初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是党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集中表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一篇新闻报道记录的时代强音
“中央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76岁的刘野关注着近期的理论动态。
他是《瞭望》前副总编辑，1984年曾编发了本刊的独家报道《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报道后经编辑整理，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前段时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议论很多，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小平同志已经说过了。议论多是好事，表明思想活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搞现代化建设，不能走老路，不能去重复别人的错误。”重温往事之后，刘野得出这样的结论。
1984年6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伊东正义、冈田春夫、向坊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系统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
《瞭望》派出资深记者朱敏之采访了这次活动。“当了一辈子的政治记者，对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当然敏感，因为这里面有许多新内容。”已退休的朱敏之回忆道，“当时我作完了原始记录，回来跟编辑部商量，大家非常重视。《瞭望》那时抓这个报道，抓得很对。”邓小平在这次会见中对日本友人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接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论述，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他还说，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还对改革开放、农村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朱敏之回来后对我说，小平同志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么详细过。她给我念她记录的内容，我越听越觉得重要，说赶快整理出来，争取公开发表，这个太重要了。”刘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稿子写出来后，朱敏之在采访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外事活动时，请他亲自审阅。小平摆了摆手说：不看喽，你核对一下就可以了。”
1984年8月20日，《瞭望》独家刊出了这篇报道，文中配发了邓小平在海滨浴场游泳的大幅照片。那一年，邓小平已是八十高龄，但他精力旺盛，新论不断。在向日本友人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1984年6月22日、23日，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还系统地论述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如今，这些论述，已被定义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瞭望》是在《中南海纪事》专栏中刊出《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专栏以当时被许多人视为“禁区”的中南海为报道领域，重点披露中央决策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专栏自1981年4月《瞭望》创刊之始设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
《中南海纪事》专栏的设立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1981年3月25日，邓小平在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就《瞭望》开办《中南海纪事》专栏的来信上批示“可以”，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也都表示赞成这个计划。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论述、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论述、关于科学教育的论述等，相继见诸《瞭望》。在那个刚刚历经“十年浩劫”的年代，这些重要论述融化了人们思想的坚冰，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巨轮一往无前。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党史专家公认，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建设一起抓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
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至此，我们党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1998年编著出版的《入党教材》(修订本)对此作出权威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入党章
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阶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随后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形式，下发邓小平在沿途谈话的要点，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国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谈话就成为后来党的十四大各项文件包括党章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据。”叶笃初说，“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四大修改党章所承担的重大使命，就是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并作出相应的条款规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首次在党章中出现是在1992年修改通过的十四大党章中，叶笃初参与了那次党章的起草。
据他所知，有关党章修改请示报告提出：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原来党章作出明确的肯定，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需要，十四大有必要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特别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这是党的工作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党同志的共同愿望。
为此，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党章修正案中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增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在这个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纲部分出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6处、条文部分3处。
总纲部分第五段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充分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史上的第一次。
此外，十四大党章中还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多处表述。“当时虽然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但人们一看党章有关内容，就可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甚至语言。”叶笃初说，“何况，在十四大报告中，还有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中，多处冠名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字样。所以，在党内外人们的一般认识中，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视作是同义词，并不特别在意在具体应用中是否有所区别。”
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和命名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了党章。
据叶笃初介绍，自十六大党章起，从文字规范的角度考虑，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不再加“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前置词及后缀。
叶笃初认为：“现在，人们都逐渐习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党的十四大在党章史乃至党的整个历史上，首次载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领导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以后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理论确立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等等，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了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毅强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列居四个“坚定不移”的首位，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的改革开放可能就会失去方向，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将无法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现实社会中，在人们的头脑中，“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刘毅强等专家认为，首先，我们要继续从我党历史中长期“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其次，我们要继续从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一些所谓“传统正确认识”中解放出来，尤其要防止新时期的教条主义。第三，我们要继续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中解放出来，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坚定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第四，我们要继续从改革开放中凡事必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着眼于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叶笃初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坚定不移”，看起来仿佛是“老话”，实际上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四个坚定不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既是指导解决当前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顺利发展夯实基础。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主心骨”。“四个坚定不移”根本之点正是因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心骨”和立足点。“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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