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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挤进来有人跑出去
稳定、接触各种资源机会多、消息灵通、受人尊重，在今年工资分配制度调整之后工资也相对较高——如今，能够成为一名公务员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但是有人想进入，就会有人想出来——这并不是围城，而是在经历了政府部门工作的政策性宏观性强等特点的锤炼和学习之后，公务员成为了不少大集团和机构看重的“猎物”。
看得远，跳得高，公务员辞职往往都是为了更理想的职位和薪酬。而他们曾经从事过的领域和人脉，也会变成新职业的发展筹码，他们崇尚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和成功感。
李盛：辞职因为工作太稳定
5年前李盛从原单位公安局辞职的时候，是“自谋生路”。曾经做过2年刑警的李盛现在的工作是职业律师，从业时间5年半。
都说律考是第一大考，不少人考白了少年头憔悴了青春，但是李盛却考得非常顺利。“第一是感兴趣，第二就是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李盛说。李盛1995年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了基层派出所，后来又到防暴队，离职前的岗位是刑警。李盛说做警察工作强度很大，一个案子必须连贯做下来。一周只能回三次家，两夜不能睡觉，从体力上说，这个工作适合年轻人干，“虽然辛苦，但对刚走上社会的我来说确实是非常有益的，总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有的非常棘手，让人觉得有点不可能完成，工作压力很大。”
1998年，李盛就考取了律师资格证。2001年，他辞职做了律师。
“凡是从行政机关辞职出来的人，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前途。”李盛直白地说，“那时我年轻才20多岁，觉得当警察发展空间小，应该出去闯一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走的是对的。”
“从前的工作当然对现在做律师有很大的帮助，毕竟都是属于一个范畴的。比如帮别人打官司时处理问题的反应能力，对人和事情的判断，都是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当过警察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机警，面对棘手问题能够快速应对。”
谈到两个职业的区别，李盛说，“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体力付出吧，原来的工作体力付出大，经常夜里出去堵人，现在的工作强度只是原来的零头，更多的是脑力活动。当然现在有危机感，这是律师这个行业的特点，没有人管理你，没有考勤，属于自由职业，而原来的工作相对稳定一些。”
李盛工作的律师事务所10多名职业律师中，没有一位是从大学出来就做律师的，全部都是“半路转行”。“你看我们这里公、检、法全齐了。资格最老的是原来市检察院起诉处的检察官，现在所里的副主任。年轻一些的和我一样，30岁出头，在原来的单位做的不顺心，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出来了。其实大家原来的工作单位也不错，不是法院就是检察院、公安局等好单位，不少人都羡慕呢。可就是不干了，要说大家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就是原来工作稳定，太稳定了。你懂我这话的意思吧！”
李盛说，如果你现在能够想到10年以后自己是什么样子，那么就应该辞职了。他说这也是他和现在的同事当初辞职的最大动力。
“现在好很多，经济收入等各个方面都行。作为一个男人，要改善家里人的生活质量啊，仅仅靠原来1千多元工资绝对不行。”李盛笑着说。
杨全：从政经历成为跳槽资本
几个月前，29岁的杨全还在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外事处上班。9月份开始，他就坐在了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CE政府机构天津办事处贸易专员的办公桌前。
副科级，29岁，这些都与当初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CE政府机构天津办事处招聘贸易专员时的条件不符。但杨全在商委工作的经历、英语学士学位和法律硕士学位，以及他对天津商务投资环境政策的熟悉，抵消了他在年龄和行政职务上的劣势。“知道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航运公司做业务。”杨全说。
报考公务员完全是因为父母看他整天忙于请客户吃饭才想出来的主意。“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怕我浪费青春，想让我改变一种生活方式。”
结果，杨全的公务员考试分数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去面试时，那是2001年，当时商委还叫对外贸易委员会，还要进行心理测试，结果都过了。后来人事处给我打电话说‘你确定要来吗？我们这里的待遇可不算高啊！’我说我不缺钱花，我肯定去。”于是杨全被分配到了外企处做科员，第一年每个月工资额是417元，1年后才调到490元，而杨全原来在航运公司每月收入是3000多元。“赚的钱少了，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去饭馆吃饭了，我不得不把417块钱算计着去花：买菜，买粮，手机费，水电费，每月经济都很紧张，这样的艰苦生活真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清修。”
由于工作需要，杨全很快对行政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必须向外商准确解释行政法规，因为我代表的是政府。”
“审批工作对法律要求很高，我把涉及的法律都存到电脑里，海关的、商检的、国税的、地税的、交通部对交通物流的要求等等，还有‘银保证’对金融行业有何要求等，近几年中国发展得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杨全说。
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放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律师遇到商贸法律问题都会将电话直接打到杨全的手机上。杨全都能一一解答。他说这让自己很有成就感。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杨全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南开大学民商法硕士学位。2005年12月，杨全完成了自己的“全方位改造”，被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商委外事处。“应该说，在外事处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对我开拓眼界帮助最大。”杨全说。
为市领导接见世界500强企业活动组织联系，帮助委里领导作信息分析。“比如说每一个世界500强企业高层领导人来的时候，他们为了什么，看中的是哪些资源和税收政策等。这让我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发挥到了意想不到的功能，感觉非常好。”杨全说。
2006年9月，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到天津的访问促成了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CE政府机构天津办事处。做这个机构的天津贸易专员是杨全对自己人生设计的又一次全新改变。“现在我的职责是促进天津和意大利在投资、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杨全笑笑说，“在机关呆了6年，感觉很漫长，但是让我成熟了很多，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
有人问我，原来的职位那么好为什么还要辞职？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CE政府机构天津办事处聘用的条件是35岁以上，有政府机关工作背景，副处级以上干部，而我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杨全的月薪比原来高一倍，工作节奏慢了一倍。他的办公室是一栋具有意大利风格的欧式建筑，坐落在意式风情街的便利位置。
“你看，我要把意大利最好的商品引进天津，珠宝首饰、奶酪、香水、葡萄酒、橄榄油、时装，这就是我现在的新工作。我又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用新的思维方式体验一种新的文化。”杨全站在办公室门口，眼前就是美丽的海河。他说从前在政府工作每天忙忙碌碌，总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是跟着自己兴趣做事，希望每一件事都做成精品。
杨全说从个人经历来讲，收获最大的阶段就是做公务员的6年。“包括我对社会认识的完整度、社交圈子、综合能力等，都有很大帮助。”
“但是要记住，永远远离诱惑，多考虑怎样让自己增加更多的本领，多接触实际理念和宏观的东西，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世界，这些对于年轻人是最缺少的。”杨全说自己并不是从单位里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我原来的领导就是处级干部，他去了一家大集团做总经理，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公务员辞职其实也很正常，考虑是否继续留下来，或是另谋发展，都是看自己的价值观吧！”
杨全说，自己并不是单位里第一个辞职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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