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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节是记者的权利日。正因为如此，3天前即11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意发布通知，重申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的权利。通知列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粗暴干涉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甚至殴打记者、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通知强调：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有关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个维权文件中，不难窥见中国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其实，关于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或者说关于记者权利之缺失、记者尊严之缺失，早就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当然令人悲哀。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现状，并不会因为它的不合理，也不会因为公众的愤怒，而在朝夕之间改变。历史的惰性是顽强的，现状的改变只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因此不得不与这样的现状共存，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
这也就是说，作为记者，我们注定了还要餐风沐雨，我们注定了还要历经苦难，我们注定了还要饱受熬煎。
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相伴生的，是新锐媒体的崛起，是公共舆论的突飞猛进。公共舆论改变了很多，公共舆论还可能改变很多，比如孙志刚事件，SARS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以及仍在僵持中的聂树斌事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公共舆论的滑铁卢其实更多更多，公共舆论不能改变的其实更多更多。我们生活中的邪恶仿佛多头怪，砍掉多少长多少，循环往复，似乎永无休止。
那种凯歌行进的浪漫岁月，于是与我们无缘。犹如填海，我们每填进去一座山，汹涌的海浪就会吞噬一座山；犹如地平线，我们每靠近一步，它就远离一步。我们投入的仿佛是一次没有尽头的竞跑、没有结局的搏斗。
这的确令人沮丧，令人意气消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与我们生活中的邪恶的对抗，从根本上说，就仿佛是人类与疾病的对抗。人类永远不可能根除疾病，每战胜一种顽疾，新的顽疾难免产生。人类与疾病的战争是一出没有尾声的连续剧，贯穿人类的全部历史。但人类绝不会稍有懈怠。因为任何懈怠，都会导致疾病的大举进军乃至人类的没顶之灾。同样，邪恶和我们对于邪恶的抵抗，也一直是此消彼长。
是的，我们都是常人，任何个体的力量，都决无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世界未必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世界却肯定只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世界没有变得更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孙志刚的冤魂能讨回公道？难道不会有前仆后继的孙志刚？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会有重庆“钉子户”的胜利和拆迁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公共舆论，还会有谁在意崔英杰不屈的呐喊？还会有谁在乎聂树斌不瞑的眼睛？诚然，我们取得的只是有限的成就，但既然我们都是常人，原本就不应对自己抱有过高的指望，能取得如此成就已属不俗，已足以奠定我们的自信，支撑我们继续坚守。
希望与失望兼得，光荣与悲愤并行，骄傲与羞惭同在，这就是作为中国记者的宿命。我们注定了没有坦途，而只能在两极之间跌宕。在这样的宿命中坚守，在这样的宿命中经受熬煎，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坚忍。如果说激情来自良知，那么坚忍则来自信仰，即对于自己职业理想的信仰，即对于真相和正义的信仰。惟其如此，记者节不仅应该是记者的权利日，更应该是记者的信仰日。我们不仅应该在记者节重申记者权利，呼吁法制对于记者权利的切实保障；更应该反求诸己，扪心自问是否已经重建信仰。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会具备强大的抗打击力，始终以持平之心，应对外部风云的莫测变幻；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位置，做自己本分的事情，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因为热爱，而把没有尽头的苦役变成了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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