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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抹煞中国高校的贡献
记者：对中国高等教育，你们就经常交锋。
杨：是的。现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我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我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稳定期，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影响力因此就不同了。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我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这些不是只靠每年拨款几亿元、几年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刚才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问我，“北京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哪？”我说，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师太多了。一个系动不动就有200个老师，这都是从前永久聘约造成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现任政府能够立刻解决的。
我对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说，看北京的大学，一年的进步很少。如果放宽尺度，看5年、10年，进步就很大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历史包袱，中国需要时间去解决，新加坡历史短，没有太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最关心的课题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盼？
杨：前两天，你们的同事问我85岁了，对世界最关心什么？我说，中美关系是我最关心的课题。我在中国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最关心的课题。
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内，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记者：您游走在中美两国，受东西方教育，怎样看中国、美国文化？
杨：上星期我在香港向年轻人讲话，我推荐他们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的著作《双螺旋》。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为什么美国今天的科技这么成功。整本书的弦外之音是“你不需要绝顶聪明，也不需要有精湛的学问，只要有相当的聪明、肯努力、还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就可以做出很重要的事情来”。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其实是依据了同一个实验室的女同事所做的DNA的X射线晶格衍射图像，可是沃森在书中，不止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这个女同事，还对她极尽嘲讽，塑造她是“老小姐”的恶劣形象。沃森这个人和《双螺旋》这本书都很有争议。
我举沃森的例子，是要说明这样的人对人类绝对有贡献，这个贡献和他的个性很难分开。如果沃森生长在东方儒家社会，肯定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他的成就是美国文化的成就。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哲学、教育体制，对60分至85分能力的孩子是好的，它可以使这样的人变得有用、成才，长大后能朝正规的方向发展。中国这几十年的建设，和这样的系统有密切关系。但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整个系统，对95分以上能力的人特别有利，因为它采取放任的态度。放任对多数人不利，可非常聪明的尖端人才，却需要放任带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
台当局不顾民生丧失前途
记者：您也一向很关心台海问题。
杨：是的。5年前，有记者问我80岁的生日愿望。当时我说，我最希望两岸统一。今天，我已经不再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认为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随着中国国势急速上升，使我相信两岸统一已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事情，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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