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英和曹学良举行婚礼。
黄昌其承包了村里的鱼塘，心情格外舒畅。
编者按：艾滋病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有33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本报记者走进昔日的艾滋病“重灾区”——四川资中县公民镇。作为全国艾滋病社区关怀支持模式的试点，资中县创造了一种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感染者自救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被誉为“全球人类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灯塔”。
公民镇，四川东南部资中县一个偏僻小镇。本来，小镇平淡无奇，却意外地因艾滋病而失去了宁静。
20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灾区”，艾滋歧视像瘟疫一样蔓延。然而，自2002年以来，小镇的“艾滋生态”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小镇的灾难悄然降临。为了摆脱贫困的命运，公民镇一些青壮年捋起袖子，当起了“血牛”。
公民镇有5万多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这里曾到河南地下血站卖过血的有近百人，绝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1995年6月以来，资中县共发现12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公民镇有68例，死亡32例，现存36例，分布在15个村。
李孝春是第一批“血牛”，他的家族中曾有8人先后卖血，几乎全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1995年秋天，他才37岁，仅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还供着两个孩子上学。为了挣点学费，他想到了卖血。在当地的一个血站，他被检测出感染乙肝病毒，献血不合格。
这时，一个老乡告诉他：河南有个地下血站，来了就抽，不用化验。于是，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口袋里揣着30多元，赶到了河南某县一个肮脏的小旅馆。
那是一个非法单采血浆站，聚集着很多农民工。献血者一次抽两袋血，大约八九百毫升。为了节约成本，血站老板把很多人的血液混到一起，共用一套血浆分离器。血浆分离后，再把剩下的血细胞输回献血者体内。一旦有艾滋病病毒混入，就会在献血者之间传播。然而，农民们并不懂得这些知识，他们只知道，卖一次血，可以得50元。很多人在旅馆里一住就是几个月，隔一两天抽一次，有的因频繁采血，身体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甚至猝死。
那一年，李孝春在河南住了两个月，卖了24次血，赚了1200元，除去吃住行的费用，所剩无几。当年底，他回到家乡。第二年7月，他开始发烧，拉肚子，四肢无力。本来，他健壮如牛，一人能挑200斤青谷子，可后来腿软得像面条。1997年，他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在他的家族里，曾经一同卖过血的人，也相继发病。
他的哥哥李孝清，2001年病重住院，花了3万多元，因无力继续负担医药费，只好回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半边眼睛都烂了，浑身疼痛。村医不愿上门，家里人只好自学打针，每天给他注射几次杜冷丁。临终前，他喃喃地说：“这病害人啊……”
他的侄女婿李本才，15岁就开始卖血。“有时候一天抽几次，刚在这个血站抽了，吃个鸡蛋，喝碗盐水，马不停蹄再赶到下一个血站。有两次抽血，竟然当场昏倒。”回忆起往事，李本才肠子都悔青了。1995年，他和妻子李秀华到广东中山打工。由于经济拮据，他想再卖点血。可是，万万没想到，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于是，老板立刻买了火车票，打发他们回了家。
面厂的老板嚷道：“别把艾滋病传给我的机器！”一位乡村医生说得更邪：“艾滋病，风一吹就传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传染。”
卿舟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小镇最早暴露身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歧视，曾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
1995年，他来到河南一家地下血站，总共抽了4次血，却酿成了一生的悲剧。1997年，他到吉林省延吉市的建筑工地打工，想再靠卖血挣点钱。化验之后，血站工作人员告诉他：HIV阳性。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子艾滋病。”他说。
当天，警察到建筑工地调查，问他在哪里卖过血，他如实回答了。晚上，有位老乡说：“赶紧逃吧，警察会把你抓到深山老林里，连亲人都见不到了。”老乡的话让他惊恐万分，于是，他匆匆借了500元，连夜坐火车往家跑。下了火车，他不敢走大路，抄小道溜回家。
然而，人还没到家，消息却早就飞回来了。一同打工的老乡纷纷给家里打电话：“卿舟维得了艾滋病，离远点！”年迈的父亲听说儿子得了“脏病”，气得直撞墙，只想一死了之。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父亲哽咽道：“听说得了这个病，没几年活头了，这一家老老小小指望谁呀！”
而村民们的态度，更令他失望。他想把糖果分给邻居，可孩子们一见他就跑。村民宁愿绕道，也不从他家门前过。他到堰塘里洗衣服，别人提起衣服就走。有一次，他到村里去磨面，看到老板人手不够，他便上前帮忙。谁知，老板一看他站在机器旁，立刻嚷道：“快放手，别把艾滋病传给我的机器！”一名乡村医生说得更邪：“艾滋病，风一吹就传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传染。”
这是当地人最初对艾滋病的态度。莫名的恐惧，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小镇。一名感染者痛心地说：“我怎么活不重要，只要把我当人看就行。”
李孝春还记得，当他染病的消息传开后，地里种的小菜、谷子都卖不掉了。他掏钱买东西，谁也不敢要，怕沾上“艾滋钱”。走在街上，对面的人远远看见他，马上闪到另一边。他给村干部递烟，村干部先装在口袋里，等他一走就扔掉。那几年，他觉得“天都垮了”。他胡子拉碴，头发又长又乱，因为没有一家理发店肯给他修。于是，他只好借三个月到成都取一次中药的机会，花10元钱的“高价”理个发，而村里只要1.5元。他到茶馆里一坐，喝茶的人立刻起身，一个个往外溜。而他一走，老板就把他用过的“艾滋茶杯”扔掉，甚至连他坐过的凳子，也一同甩到垃圾堆。
2001年，公民镇的感染者相继进入发病期。由于贫病交加，其生存状况更加恶化。据当时对25名感染者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明：人均收入在400—1500元之间，户均负债4640元。大部分人对生活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感染者林腾全的妻子因无法承受压力，喝农药自杀，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的感染者干脆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报复社会。资中县卫生局局长印永彬说：“有一年，公民镇几名艾滋病人跑到我办公室，扬言不给钱就去炸大桥。有的还挥舞着刀子，声称要以血相见。”
这些举动，并非源于艾滋病人的天性，而是他们对冷漠社会的本能回应。艾滋歧视，成为催生怨恨的温床。
专家掏出面包，众目睽睽之下，让感染者掰开面包，一人吃一半；专家拿过感染者刚刚用过的杯子，毫无顾忌地喝了两口。
2002年2月8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资中县启动。作为全国艾滋病社区关怀支持模式的试点，资中县开始了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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