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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新发现的遇难者遗骸
杨夏鸣教授
12月13日，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7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对无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3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了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由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拉开了帷幕。次日，其他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南京南北各市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南京这座历史名都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尸骸遍野，人血染地，南京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间地狱。
用证据说话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日前在南京首发。南京大学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史料集主编张宪文教授表示，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就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勇于把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研究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史料集32卷《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和33卷《日军官兵回忆》的编者。王卫星告诉记者，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战争史料研究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加害方日本，被害方中国，以及独立第三方，都是当事人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比如日本官兵、日方军事文件、中国受害者中国民政府的调查材料等。
其中《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这一卷史料主要收录日军侵华时期的作战命令、战斗报告等文件以及作战部队官兵此间的日记文本。这些文件都出自“加害方”之手，并且这些文件均产生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王卫星告诉记者，书中收录了当时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一策大佐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手书的军方《作战日志》，价值重大。这是他2006年8月赴日本搜集素材，在一家名为“靖国偕行文库”的图书馆发现的。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本书籍并不是影印本，而是货真价实的原始笔记，西原一策在笔记中用铅笔记录下了他在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时期，军中的相关规定和任务。而该《作战日志》很有可能是首度被学术界发现。因为这本《作战日志》是由西原的后人前不久刚刚捐献给图书馆，并且明确要求“可查阅，可抄写，但不可复印与照相”。随后王卫星用了几天时间，将2万余字的作战日志誊抄了一遍，并请日本学者及国内专事日语翻译的语言学教授翻译了多遍，反复校对，力求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原文含义。
在这本《作战日志》中，西原一策清楚记下了大量的日军暴行。尤其是在12月18日的日志中，他详细记载了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南京用机枪射杀中国俘虏15000人的事实。关于此次屠杀，以往的史料均出自山田支队所属官兵之手，山田本人虽然在个人日记中声称此举“请示”过上级，并得到了“全部杀掉”的回复，但一直以来属于“孤证”，没有其他相关文件能对山田的说法予以佐证，而新发现的《作战日志》对此记录则充分说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是十分清楚这场屠杀的，如此血腥的大规模“屠俘”是有指挥、有计划的。
王卫星向记者介绍，这份军方作战文件的披露，再度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绝非日本右翼分子所辩解的那样是个别日本军士的行为，而是占领南京后日军部队不折不扣的“有指挥”的暴行。西原一策隶属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作战科的科长，职位很高，从这个身份来说，西原记录下的作战日志，已经不是西原个人的日记，而是一份日军军方的作战文件。我们研究战争史料，军方文件最重要，被列为一类史料，因此西原作战日志的发现，意义重大，更为珍贵的是，我们发现的这份文件不是影印本，不是临摹本，而是西原本人70年前用铅笔一笔一笔记录下的日志原件，其可信度不容置疑。
铁证再现纪念馆
12月1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外公布，继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次发现遇难者遗骸后，该馆在纪念馆新展厅土建施工过程中新发现了不少于19具遗骸。经考古专家和法医多次考证，均为南京大屠杀遇害者遗存。
据朱成山介绍，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专门对这批遗骸进行的法医学鉴定结果显示：新发现的遗骸中，14具遗骸集中于一处，其中12具为男性，另外2具性别无从考定。这14具遗骸纵横交错，高低不一，姿态扭曲变形，有的骨架分离，断裂现象明显，遗骸周围未见明显棺木痕迹。另外的5具遗骸分布在这14具遗骸的周围，周边有简易棺木痕迹，但骸骨排列方向凌乱，部分遗骸严重分离错位。参与鉴定的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专家表示：“这19具遗骸均为非正常死亡状态下的非正常掩埋，可以肯定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
为最大限度保留其整体性和真实性，考古人员决定采用整体搬迁的方式进行保护。在对遗骸“遗址”进行了消毒去霉和表层加固后，根据遗骸的相对位置进行开挖切割土层并安装了托箱。直到2007年11月，这批遗骸又被整体迁回原址，按原样放置。
历史档案显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有1万多名同胞在江东门被侵华日军杀害。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之初，曾首次在现场发掘出部分遇难者遗骸；1998年至1999年，纪念馆在整理草坪时再次发现遇难者遗骸，经考古发掘，共出土表层遗骸208具。
朱成山表示，这些新发现的遇难者遗骨是对那些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最好回击，在这些遗骨面前，任何否认历史的言论都是无力的。
探寻历史的真相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在中国南京被攻陷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共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
2006年，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飞赴美国寻找大屠杀的相关证据，特别是东京审判中关于大屠杀的资料。东京审判的材料近5万页，而南京大屠杀材料也有几千页。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时，他一共奋斗了40多天终于把所有的有关资料都查找拷贝了一遍。
杨夏鸣教授作为第29卷《国际检察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的编译者，首次翻译发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些重要文书以及国际检察局等“第三方”有关南京暴行的调查取证过程的报告，史料价值极高。
杨夏鸣教授告诉记者，在法庭确认的书面证据中，“美国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电文”、“德国外交部原始文件和档案”和“南京安全区档案”中都记述了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其中，德国驻汉口大使馆关于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的德国目击机密报告中称：“南京今天的悲惨命运清楚地表明了以下两个事实：1.南京防御的失败；2.缺乏纪律、暴行和犯罪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行为。”
杨夏鸣表示，这次翻译发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要文书中，总检察官基南的《开庭词》非常重要，不仅它的中文版以前在中国都没有发表过，在美国英文版的也很少找到。基南的《开庭词》中提到：“日本系统无情地屠杀、强奸、拷打成千上万名战俘、平民、妇女和儿童以及肆意、大规模地摧毁家庭和财产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军事需要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特征。通常被称为‘南京的浩劫’的这一行动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普通战争罪的最重要起诉就是“南京暴行”。虽然萨顿在法庭上宣读了1938年1月14日拉贝写的一封信，但拉贝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这让很多人十分不解。杨夏鸣教授告诉记者，从此次首次翻译发表的史料来看，东京审判其实曾想请拉贝作为证人。在国际检察局“有关寻找证人拉贝、马吉、威尔逊的电报”中的第4条明确记载了“在德国找到、面试并取得约翰·拉贝的陈述，他在1937-1938年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当时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据报道在柏林被占领之前的前一年他在那里。他能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吗？”
杨教授表示，他看到的英文原件中，这些内容原本都是有的，但被人用钢笔圈掉删除了，所以，虽然拉贝被列入证人名单，但是并未能出庭作证。他根据《拉贝日记》的揣测，当时拉贝正被进行非纳粹的排查，所以可能无法抽身。
杨夏鸣教授说，我们始终要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荣誉的污点”，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就是要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纽约时报》记者F·蒂尔曼·德丁在1945年8月27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在对日战争中，美国使用过不止一条口号。我们被要求“牢记珍珠港”，后来又是“牢记巴丹半岛”。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
外国记者记录真相
为了驳斥日本右翼所谓当时国际社会“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的说法，杨夏鸣还系统收录了《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人的135篇有关南京的报道。这些报道始于1937年8月16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止于1945年日本投降，以独特的视角完整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纽约时报》在1938年1月9日以头版头条以一整版的报道刊发了德丁的“中国指挥官逃走 日军暴行标志着南京的陷落”的文章。杨夏鸣告诉记者，德丁还亲眼目睹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开始大规模屠杀的情景。1945年8月27日德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名为《牢记南京》的文章。他这样记述到：“就在登上舰只(美国炮艇瓦胡号)前往上海之前，记者亲眼看见江边上正在处决200名男子。这次屠杀用了10分钟时间。这些男子排成队靠在一面墙上，然后被枪杀。随后，一批手持手枪的日本兵，面无表情地踩着堆在一起的尸体，对准还在动弹的遇害者补上一枪……”
杨夏鸣告诉记者，这位西方友人对南京大屠杀一直抱有非常客观公正的态度，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日本右翼公然否认曾经有过南京大屠杀时，这位老人又再一次站出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为历史真相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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