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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志愿者感受伦敦"城中村" 伦敦社区拆迁比广州更以人为本，英国专家认为贫富分居不可取 -新快报特派北京记者 陈红艳 “广州城中村居住者很多元化，村里既有价格低廉的出租屋，也有装修得富丽堂皇如别墅般的复式房。在伦敦，可谓‘满城尽是福利房’，符合条件者均可申请。”这是收录在《双城笔记》里3名志愿者的体验报告原话。昨日，由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大会在北京召开，城市规划及住房政策研究专家齐聚一堂，把脉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会上发布了《双城笔记》，详细收录了3名志愿者(身份为博士、记者、在读MBA)今年8—10月在广州城中村及英国伦敦的社会住房中的对比性体验。 体验双城 伦敦满城尽是福利房 住宅40%须是社会住房 在《双城笔记》里，志愿者写道：我们看到伦敦的社会住房(社会保障性住房)数量相当巨大，分布并不集中，而其建筑特色与周围其他建筑区别不大，“满城尽是福利房(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想法就产生了。 据悉，根据英国目前的法令，开发商开发的住宅项目，必须有一定比例是用作社会住房，由政府进行分配。这个比例在伦敦高达40%。 体验报告指出，住房协会这样的非赢利非政府性质组织，分担了政府在社会住房方面的大部分工作。 任何人都可申请公屋 “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有权利向希望居住的城区申请公屋，可以是租，也可以是买。”体验报告称，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住房保障，但必须提交你的个人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如果你符合一些条件，比如你是社会关键工作者(护士、警察等)，那么你可能第二天就可以获得一套住房租给你。如果你的条件不是很紧急，也许你需要在登记名册里等待十年八年。“这跟中国单纯依靠含糊不清的收入作为界定标准完全不同。” 志愿者郭宇恒博士说：“我们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年巴基斯坦移民，他父亲移民英国已三十多年，在当地的社会住房申请者等候名单中等了10多年了，但依然在等。” 社区拆除重建租户作主 志愿者之一、第一财经日报女记者郝倩告诉记者：“政府的一纸令下，要拆迁，要搬家了，如同我们在广州猎德村拆迁时看到的一样。而在英国，一块地区被确定拆迁之后，负责拆迁的人员将走访社区里的每个租户，评估他们对于新家的要求。我们在伦敦东部一个社区看到，这个已经改造完成的新社区里，一栋楼里房屋的类型有很多种，每一种的厨房和起居室的设计可能都不一样，甚至连一些门窗、门把手都是按照未来主人的要求建造的。” 郝倩说，在对旧社区拆除重建时，英国政府与当地居民的约定中，政府是希望当地居民可以继续回来，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而不是在社区改造之后就“腾笼换鸟”。 广州城中村也有豪宅 志愿者们在体验报告中写道：在广州的城中村里，有非常廉价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出租屋，也有“海棠模式”(出租屋小区化管理模式)这样上一些层次相对规范管理的所谓“白领公寓”，同时还会有装修得富丽堂皇如别墅般的复式结构(一般出现在最顶一层，租金3000～5000一个月)。只要你想的，都可以租到。 “而在城中村中里，多样化的需求导致城中村居住者的多样化。这里既有贩夫走卒，也有海归博士，来此经商的百万富翁等等。” 志愿者们对广州城中村体验后得出了“五化”的结论——村里住房建设自由化，目的单一化，功能多样化，价格市场化，居住复杂化。 专家观点 在昨日召开的“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大会”上，来自伦敦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的专家齐聚一堂，就解决中英两国的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进行探讨。 福利房应由政府建设 朱亚鹏(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尽管在房地产开发中加大中低档住房的供应量已成为共识，但是我国发展经济适用房的实践以及相关研究都证明，市场不能有效地解决中低层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此，住房保障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应当更多地采取政府机构和非赢利组织合作的模式，成立类似英国、香港等地的住房协会的非赢利机构，负责社会性住房的建设、管理和分配。房地产商退出社会性住房的建设。政府应支持住房开发建设模式的多样化，鼓励各种利益主体参与住房建设和供应，政府对“合作建房”、“小产权房”等供应方式应予以规范和引导，进行试点，探索其可行性。 不同收入人群应混居 凯蒂·威廉姆斯(西英格兰大学环境与规划中心主任)： 英国上个世纪70年代建设的许多社会保障性质房地产成为了贫穷的集中地，这类低收入人群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引发了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医疗教育服务欠缺等问题。目前，英国在提供新的保障住房时，已经开始避免贫穷过于集中，现在已经没有针对大规模贫穷的住房项目(贫民窟)，而是让不同收入的人群通过不同的住房持有方式实现混合居住。 解放民间力量盖房子 颜文斗(广州城中村社会改良实践和研究者)： 广州城中村居住了大概360万流动人员，政府一时间无法负担他们的住房问题。既然政府没那么多钱，那么不如进一步解放民间力量，让多元的民间力量参与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中来。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住房的投资主体和渠道是多元化的，现在反而只有政府和开发商在主导。我们可以向英国学习，吸纳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来参与住房建设和管理，尽快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改善需求。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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