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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7年全年税收收入的准确数字尚未正式公布，但在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收接近9000亿元的基础上，全年税收收入增收超过1万亿元已无悬念。
中国税收收入已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3年以来，全国税收年收入接连突破了2万亿元、2.5万亿元、3万亿元、3.5万亿元大关，2006年达到3.7万亿元，今年将以5万亿元再创新高。
税收收入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财政收入的95%以上。随着这一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宏观税负从一个曲高和寡的学术研究课题，日益转变为公众、媒体、专家热议的普遍话题。
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是高是低，哪些因素才是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关键？
主管部门和公众“看法不一”
宏观税负这一话题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源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根据《福布斯》2007年公布的2006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在6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前两名是法国和比利时，税负痛苦指数分别是166.8和156.4。
宏观税负和税负痛苦指数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总体的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税负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国和地区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财富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缴费等进行计算，通过将这些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总得到。指数越高则纳税人的痛苦程度越高。税负痛苦指数作为一种计算税负的方法，主要选取有代表性的税种和税率，说明税收带给纳税人的负担程度。虽然它不是国际公认的客观指标。但从一定程度上，它与宏观税负大致成正比。 >>>个税起征点拟提至2000元七成工薪族有望免于纳税
针对近年来中国税负偏高的质疑，国家税务总局认为中国税负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税负痛苦指数不科学。所谓中国税负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正确依据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字，2003至2005年，我国不含社会保障缴费的宏观税负分别是14.74%，15.12%，15.65%，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含社会保障缴费的宏观税负分别是18.33%，18.73%，19.39%。而同期发达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一般在30%～45%的区间里，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9%～35%的区间中。2006年，全国未扣减出口退税的税收收入为37636亿元，较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据此计算，我国去年宏观税负为18%，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但从公众角度来看，多数工薪阶层觉得自己所缴纳税款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过高，而真正应缴税的富人却纳税很少，不公平的税负分配让他们觉得自己税负较重。
关键是“付出与得到”是否成比例
专家学者对此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和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比较高，有的认为比较低。
那么，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是低了、高了，还是比较适当呢？分析这一问题，仅仅看一组宏观税负的数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定时期的真实宏观税负水平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分析。
纳税人的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比例，这是关键。
公众纳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让渡一部分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宏观税负的高低，主要是看纳税人让渡的自身利益与所换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相称。如果付出和回报是匹配的，纳税人就不会有税负沉重的感觉。在我国，在政府职能方面存在较严重的缺位现象。财政收入被大量地用于行政开支和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对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投入不足，如生态环境、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存在比较大的距离。
统计显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16.7%，不仅大大低于用于经济建设的24%，甚至低于政府行政支出的17%。就公众比较关心的教育和卫生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4%，高的达到8%左右，我国2005年为3.4%。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61.8%，发达国家是73%，我国是40%左右。与此相反，中国的行政成本则居高不下。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公众难以从突飞猛进的GDP和税收增长中获得收益，从而出现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以及医疗费用不堪重负等情况。
应注意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
宏观税负有小、中、大三个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其中制度外收入指由各级政府采取各种非税收入形式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外制度管理的各项财政收入，如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费和制度外罚没款等。在这三个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水平。
中国和许多国家不同的一个特殊“国情”是政府有大量非税收入。这些非税收入项目构成复杂，有国务院批准的，有地方政府设立的，也有某些部门自己征收的，很难准确计算中国到底有多少非税收入。有学者预测，目前中国非税收入规模在2万亿元以上。项目繁多、管理混乱的非税收入，等于是在税收之外，对企业和个人的另一道征收。所以，政府给公众造成的负担，不应仅仅考虑税收，还应包括企业和个人向政府所缴纳的各种项目的费用。
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是比较高的。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像一个蛋糕，政府切得多了，私人得到的就少了，最新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的这一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滞后于政府收入增长，当前中国消费的真正主力不是居民，而是政府和垄断企业。税收收入增速已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幅提升，而由于税费过高，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中小企业数量却在缩减，导致城市化过程出现严重滞碍。目前中国商品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但这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也不符合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提高内需的战略目标。
另外，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政府支出的效率要远远低于私人支出的效率。因此，在满足政府职能所必需的资金外，财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应留在个人和非垄断性企业手中。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利于税收的增长，因为财富更多地留在个人和企业手中，刺激了他们的消费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扩大了税基，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将会增加。
实现藏富于民的具体措施有很多。以下是主要的两点：
第一，调整税收和非税收入。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俄罗斯的个人所得税率已改为比例税率，只有13%；2006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了35%。我国除了应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外，还应按照通货膨胀率对扣除额进行调整。当前的扣除额是1600元。今年以来，我国价格总水平上升较快，8、9、10三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超过6%，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扣除额却不做任何调整。科学的做法是扣除额随通货膨胀率相应提高。同时，加紧研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
对于政府非税收入，应进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大部分名为费实为税收收入，可纳入税收管理，小部分属于费的项目，仍维持收费，纳入预算管理。至于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则应予以废止。
第二，提高政府效率，建立服务型政府。目前政府效率较低，财政支出浪费和违规使用情况严重。应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解决城乡居民的共同需求，实质上也是减轻了宏观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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