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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供肝活体供肾联合移植首获成功 同类手术国际上尚未有报道 施捷 本报讯(首席记者施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泌尿外科于上周四成功实施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肝肾联合移植。术后迄今第7天，这名肝癌合并肾功能衰竭患者的各项肝、肾相关指标均已恢复良好。据文献查询，“尸体供肝＋活体供肾”的联合移植手术，国际上尚未有类似报道。 57岁的张启英是本市一名中学老师。两年多来为肝脏神经性内分泌肿瘤所累，张老师四处求医，尝试过介入、栓塞、酒精注射等多种治疗，终无疗效，多发性肝癌“占据”了他的整个左半肝和大部分右半肝，最后手术切下的坏死肝脏组织足有正常肝脏分量的3倍。雪上加霜的是，20多年的慢性肾炎也发展到了终末期，去年12月27日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前几天，张启英几乎不能排尿。 以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专家樊嘉教授为首的治疗团队，充分考虑到患者两个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病的严重病情，同时鉴于肝、肾两者在治疗上相互“牵制”又相互“支撑”，提出肝肾联合移植已是此时此刻能拯救生命的唯一出路。 然而，要同时获得同样是AB型血的肝源、肾源，谈何容易！就在患者张启英的两个弟弟愿意捐肝脏却都不合适、两个妹妹愿意捐肾脏又都不合适的紧要关头，医院方面联系到了尸体供肝。手术组当机立断，将手术方案调整为“尸体供肝＋活体供肾”联合移植。为张启英捐出一只肾脏的，是他52岁在山东工作的弟弟。 肝肾联合移植手术从12月27日傍晚持续到28日凌晨，前后历时8个多小时。主刀樊嘉教授说，对于患者能在最后时刻赢得重生机会并能迅速回复身体状态，他们甚感欣慰。 幕后新闻 亲情和爱心联合大“移植” 2007年，张启英先后住了7次医院。他妻子郭菊秀则陪丈夫跑遍了在他们两位中学老师眼里认为应该跑的每一家医院。 “因为我的肝癌已经两年多，因为我的肾炎已经20多年，腹部的肿块大得自己都摸得出。” “因为他一直这么无助而又充满渴望地看着我，因为我知道他多想能再活下去。我答应，他哪怕能多活一天，咱们也去治。” 分别在中山医院外科大楼16层监护病房里门里门外的张启英与郭菊秀对记者述说着，不一样的语速，却一样地心存感激。 “首先说说医生护士们” 张启英尝试过许多种治疗，不见效果。再到后来，即便找到专科医院挂了专家门诊，对方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可你知道吗，我们去看病，有医生听说了肝区又硬又肿很不舒服，就是连摸都不摸一下！”郭菊秀很是难过。 自从在报上读到中山医院做心肝肾联合移植的报道，夫妻俩就商量着到这里来“最后一搏”。他们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这里看专家门诊是12月3日，“樊医生毫不犹豫地将手伸了过来，并马上表示可以考虑住院治疗。第二天早上8时，电话铃响了，是通知我们住院。” “必须说说弟弟妹妹们” 在家排行老二的张启英患重病需要同时换肝、换肾，退休在家的四弟启明第一时间给五弟启中、六妹晓文及七妹晓惠发出了“求助电话”。第二天一早，远在山东寿光的启中出现在了哥哥的病床边。第三天一早，两个妹妹也相约坐火车从黑龙江赶来。“只要能救哥哥，看我们能捐啥就捐啥！”4个弟妹异口同声。 由于病情急迫，而肝、肾供源又一时非常难找，医生设想最好能在个子瘦小的两个妹妹中间配型肾脏(若取部分肝脏，分量不够受体所需)，在身体较壮的两个弟弟中间配型肝脏。结果，两个合格的妹妹“你争我抢”，两个弟弟则分别因为乙肝和脂肪肝被“刷”了下来。 医生另一个曾经设想的方案，是从两个妹妹健康的肝脏上各切下部分组织，“合二为一”地移植给患者，而让肾脏健康的一个弟弟捐肾。4个弟妹一致拥护。 “不行！坚决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考虑！！！”一直在移植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的张启英夫妇，这一回说什么也不干了。“你们3个人担风险？你们3家人担风险？那我们岂不是太自私了？！再说了，小文的丈夫还是个肺癌患者呢！” “还要说说所有的好人” 快人快语的郭菊秀在丈夫住院手术后，通过向别人要来的号码，给普陀区教育局的分管局长郑建国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借10万元钱，并表示自己一定有能力慢慢偿还的。 “局里第二天就有了回音，要我们先写一份补助申请，看能不能从各种渠道为我们多筹集到一点医疗费用。”同时，从教育局机关到夫妻两人所在的真北中学、普雄中学，许多好心人也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关于恰巧在自己52岁生日当天为哥哥捐肾，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3楼的老五启中，只对记者说了3句话：一、这里是最好的医院；二、我哥哥必须活下去；三、我们是亲兄弟。“想得太多，就无法做事情了”——弟弟张启中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采访。 首席记者施捷 (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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