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经过 |
| 12月27日：起因 | 自家配型失败，两家庭欲交叉换肾变 |
| 12月28日：遇堵 | 伦理委员会否决，只能等死? |
| 1月2日：遭拒 | 医院拒绝手术下逐客令 |
| 1月4日：转机 | 官方称有证明就认可手术 |
| 律师说法 | 法律界人士称可网开一面 |
| 媒体评论 | 否定交叉换肾维护了哪门子伦理 |
| 交叉换肾法不容情 相关立法亟待跟进 |
网友态度：交叉换肾遭否决惹热议 网友几乎全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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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首例“交叉换肾手术”获成功(图)
开始，他们很伤心，因为这病是尿毒症，不管放在谁身上都是一场生死劫；
后来，他们很绝望，因为在各自亲属里找不到合适的配型，这意味着死神又逼近了一步；
接着，他们很兴奋，因为自己的亲属都能与对方成功配型，这意味着新年里燃起了新的希望；
现在，他们又回到绝望的起点，因为医院不给做，这意味着……
在2007年与2008年新旧交替的短暂几天里，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广医二院)的两个尿毒症患者悲喜交集，他们各自的家属何尝不是？
其实这些天里，广医二院的医院管理者及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过得也不轻松，在“换”与“不换”的争论中，院方似乎左右为难——患者的企求、情与法的冲突、舆论的压力。最终院方选择了不换。
可以想象，这些天里，媒体也不平静：争论的争论，探望的探望，捐款的捐款。对患者，大众在媒体的引领下给以强烈关注；对医院，过往的言辞虽没有激烈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但是，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支持“交叉换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声音已不是单纯地对医院的指责，更多的是对现实生命的关照。
事件回放 两家欢喜两家愁
A
何一文是个乖巧的女孩子，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在家务农，父亲也在家务农，不同的是，父亲会点木匠活儿，可在农闲时候出去打个短工什么的。
何一文的爷爷、奶奶还健在。虽然爷爷身有残疾，多少年来，爷爷总比别人勤快，在大街上拾荒换些油盐钱。何一文的奶奶身体也多灾多难，先后得过胆结石和胰腺炎。
现在，已经念高中的何一文躺在广医二院的病床上，这个乖巧的女孩子，又多了一个身份——尿毒症患者。2007年4月的一天，正读高二的何一文，身体突然出现不适，前往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17岁的她从此辍学，不得不去接受各种治疗。
“除了小文的奶奶不能捐肾，我和她妈妈，还有爷爷，都可以捐一只给她。”自从何一文的爸爸知道女儿必须通过肾移植来活命后，逢医生就这样说。遗憾的是，他们都与何一文无法配型。
B
何志刚是个大男人，按理说，39岁的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谁知道，2007年5月份，身体一贯很好的他，突然感到做起事来非常吃力，接着血压直线上升。前往当地医院检查，结果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医生诊断何志刚患有“尿毒症”，而且还是晚期。
何志刚兄弟姐妹共四人，上有哥哥和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让人懊恼的是，他们都有肾结石。何志刚妻子与他的血型也不相配。曾经，年迈的母亲来到医院，要求捐肾给何志刚，但是老人家年事已高，医院说什么也不同意。何志刚一个表哥史道红也愿捐肾给他，经检查一切条件符合，但由于表哥血型是O型，何志刚本人是A型血，医生告诉他们这并不是最理想的匹配情况。
C
就在何一文与何志刚两个家庭都在等待合适肾源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将这两个家庭拉到了一起。
在湖南省常德市肾病协会会长周小华的联系下，两家人的血型样本全部送到广医二院来进行匹配检测。一个惊人的检测结果，让广医二院的一位会诊专家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受捐者何一文的血型是O型，其父亲捐献者何大兵的血型是A型；受捐者何志刚的血型是A型，其表哥捐献者史道红的血型是O型，如果能交叉互换一下，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匹配结果吗？！
何大兵告诉记者，当这个结果出来后，有专家的确这样提醒过他们两家人，但开始时两家人的心理还不能接受，感觉很别扭，但是专家告诉他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绝配”的时候，两家人渐渐想通了。于是，2007年12月中旬，两家人一起踏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休息与检查，4名捐赠者与受捐者都已把状态调整好，一起等待手术日期的确定。然而就在这时，却传来了交叉换肾手术方案因医院伦理委员会未能通过，手术将被暂缓的消息。
患者说法 活人怎叫尿憋死
据记者了解，现在两个患者，每人两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两个人的床位费一天共要400多元，还有药费、家人的吃住费用等。促成两家人交叉换肾的一个关键人物——周小华现在也陪着两家患者住在病房里。
何大兵为了女儿的疾病，已经花了很多钱。自从2007年何一文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严重时一个星期要做两次血液透析才能维持生命，现在家里已是入不敷出，全靠亲友借钱才得以维持治疗。何一文残疾的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捡垃圾，只为了多拾点破烂、多卖点钱，这次孙女来广州治病，他拿出了自己3000多元的养老钱。
这些天里，何志刚神情落寞，他想不通的是，老家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开出了相关证明，两家人都签好了协议，但是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态度让他失望，他表示，如果这家医院真的无法做，就转院到其他医院去。
医院态度 不换肾，照治疗
“交叉换肾”一事在媒体报道出来后，广医二院以最快的速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院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说，虽然两个家庭的交叉捐肾未能获得医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通过，但目前针对两名患者的治疗并未停止。医院方面正在尽最大努力尝试一切符合法律的途径为患者寻觅合适的肾源，同时将减免两个家庭本次住院的费用。
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广医二院副院长陈德，为什么不能给两家患者实施手术呢？陈副院长回答说，何志刚、何一文两人都是终末期肾病患者，这种疾病并非只有肾移植一种治疗方法，其中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是目前被医学界公认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两名患者在广医二院住院期间一直在接受这两种治疗，目前两人病情稳定。
陈德表示，医院在尽最大的努力，尝试为两名患者寻找合法肾脏供体。
医生观点 合理，不合法？
记者了解到，就在何一文和何志刚来广州就医之前，周小华就将两家人相关血型拿到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化验，当时，广医二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潘光辉教授就有这样的想法，“交叉换肾”，可一次救两条人命。
从事器官移植近20年、可能会为这例交叉换肾手术主刀的潘光辉教授，旗帜鲜明地表示同意做手术。“100%符合伦理，也不违法！”
潘光辉表示，新近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相关规定的本意是阻止器官买卖，这两个家庭自愿交叉捐肾并不存在买卖器官的问题，“治病救人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应当提倡”。
同时作为广医二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的潘光辉，深知这次手术非同一般，他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说，交叉移植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这种移植不是亲体之间移植，但是其目的是达到了亲体之间移植目的。他说，只要手术通知单下达，他会第一时间安排手术，减少病人的痛苦。
同行声音 争论激烈
钟惟德，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针对这次交叉换肾事件，他说，对于这样有争议的手术，确实需要有司法机关和伦理委员会论证后再进行，才更稳妥。
陈立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移植科主任，他反对实施交叉换肾。陈立中说，从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说，医院和医生将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做了手术，术后出现排斥、并发症、手术失败，甚至死亡，医生比按照正常程序做手术的风险将大很多。
“第一，法律没有规定；第二，两家人看似平等的"交易"，但是实际是不平等的，两个供体肾的质量可能是不同的。”陈立中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医院遇到非血缘和家庭关系的移植，就谨慎很多。
陈静瑜，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他告诉记者，国外法律是允许器官交叉互捐存在的。
陈静瑜说，与尸供移植相比，活体移植在降低急性排斥反应、提高移植物的长期存活上具有显著优势。目前，我国亲属活体肾移植比例已达33%，但总体看,我国亲属活体移植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陈静瑜说，事实上，我国家庭之间交叉捐肾在早有先例，事实证明，只要做好手术前相关调查工作，相关程序认真履行后，是可以杜绝器官买卖行为的。陈静瑜认为，这种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器官的来源的理想途径，不应该对此抱抗拒态度。
律师看法 难以证明“帮扶关系”
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周继华，广医二院的法律顾问，他是反对这次交叉换肾的主要人物。
周继华律师说：“根据我国今年5月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目前要进行的交叉捐肾，供体与受体之间既不是配偶，也不是血亲，只有证明他们是"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这种亲情关系是指多年帮扶形成的关系，如多年的友情、恩情。他们目前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感情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该怎么证明呢？周继华说：“伦理委员主要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面对的主要是书面材料，不可能进行实地调查。这就需要申请者提供书面证明，有三种：一种是公证机构的证明材料；二是政府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具的证明材料；三是由邻居朋友提供的证词。”他介绍，伦理委员会认为患者仍需要补充证据。
观点 手术应该进行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口述刘景峰整理
在谈论这件事情之前，我要指出一点：器官移植条例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与以往的伦理委员会不是一个概念，条例里说的伦理委员会是指临床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对医疗活动中技术成熟、风险大的医疗行为进行伦理上的论证，提出伦理学观点，给医生参考。而我们平时说的伦理委员会，多指科研伦理委员会，对某项新医疗科研技术的审查、批准和监督。
“交叉换肾”事件发生后，我关注到医院的压力很大。作为医学工作者，我能理解医院管理者的难处，即使是这样，我依然主张医院为两患者进行手术。
目前医院实际上陷进了两难选择，手术做与不做，医院都要冒一定风险。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特殊性，而在媒体介入以后，这个手术已不只是两家患者的事情了，而成了一个社会事件，无论手术成功与否，它都会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这是一个现实风险。
还有法律上的风险。因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没有对这种情况明文规定，与之相关是这个条例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如何理解“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这句话，我认为还需要业内专家进一步探讨，但这绝对不是医院为患者进行手术的障碍。
医院不给两个患者做手术，风险也是有的，最直接的就是两家患者的心情让院方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医院不是不救人，但是限于种种原因又不能轻易救人。还有，就是患者在等待中万一病情出现不利，媒体一旦进一步报道，医院仍将陷入被人指责的旋涡，但是，医院两下里比较的话，不做手术的风险，相对会小点。
在这个事件中，医院的处理比较妥当，刚中有柔，表面上拒绝了为两患者做手术，实际仍表示将为患者减免住院费用，寻找其他的“合法”的肾源，这是医院处理矛盾最为聪明的一招儿。既讲原则，又有人情味。
从这件事情谈起，结合前段时间发生的“拒签致死”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两起事件中，医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守措施，稍微有点棘手的，医院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然后在保护好自身的情况下来担当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不管就乱、一管就死，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个人的观点是，在排除两家商业交易的前提下进行手术，即使出现不愉快的后果，法律应该豁免医院或当事医生的责任，因为法律的本质目的是维护公序良俗，而不是惩罚哪个人。
美国发起器官交换计划 数千名患者受益
早在2005年，美国器官移植科学家已发起器官交换计划，大概每年有3000名肾病患者因此获救。
美国俄亥俄州的罗恩·拉扎尔在2004年11月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现在，他仍对自己的好运感慨万千：“这真是天赐的礼物。”起初，拉扎尔的妻子凯西愿意为他捐肾，可他们的血型不匹配。不过，拉扎尔的医生发现，凯西的肾与有着同样烦恼的戴比·普拉特的肾相匹配，而普拉特的丈夫加里的肾又恰好与罗恩的肾相配，于是让这两对夫妇“互助”了一把。
但并非所有肾病患者都有罗恩这样的运气。霍普金斯大学综合移植中心主任蒙哥马利博士说，美国每年有6000位像罗恩这样的病人，捐赠者的肾与他们的肾不匹配。需要换肾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长达3到4年。而建立全国器官移植配对系统不仅有助于缩短病人的等待时间，还可使病人得到在世捐赠者的肾，这样的肾可以增加病人存活的机会。
据全美肾脏基金会统计，每年有超过6万的病人在等待肾移植，仅2004年有3718人因没有及时找到合适的肾源而死亡。创造一个全国性的“肾脏配对交换”计划将使得美国每年6000名新增的需要肾移植的患者中半数人得到挽救。
交叉换肾，国内已有先例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的器官移植史上，“交叉换肾”早在2006年就有先例。
患者李翠英是湖北省仙桃县农民，患者李传俊是湖北省京山县某中学教师，双方都因都因尿毒症住进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
起初，李翠英丈夫吴正同想为其捐肾，但是配型不符；而李传俊的夫人钟立珍为丈夫捐肾，配型有不符。于是，同病相怜的两对夫妻想到了交叉捐肾。主管医院被他们真情所感动，决心帮助他们完成换肾手术，4月12日，交叉捐肾手术成功实施，成为中国首例“小组间交换”肾移植手术。
据悉，由于这两对夫妻经济极度困难，当时的同济医院陈安民院长还特批分别资助他们2万元医疗费。(景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