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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的创举？
县教育局一位匿名的干部透露：3年前筹备招考时，教育局的目的非常明确：让优秀的代课老师通过转正定级留在教育系统。但方案提交出来，与人事部门意见不统一
在近年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2004年的招考录用曾被称为“会宁创举”。在2006年12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中，提到“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困扰会宁的仍是县财政的紧张，新招聘的老师(包括代课老师)，前三年的工资每月都不到400元，县里承诺第四年才可拿全工资。”而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教育局局长高云生介绍记者去采访177人中的郭涛，明确指出“在2004年的教师招考中，(郭)转为一名公办教师”、“会宁县在2004年公开招考教师时，为代课教师开了一个转正的口子”。2005年新华社的一篇电文也表示，代课老师与应届毕业生一起参加的考试，就是转正考试；县教育局局长高云生也在采访中表示，要通过考核，保证大部分代课教师能够转正。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表示，报道发表迄今，会宁县并没有给编辑部发来任何更正要求。
县教育局一位匿名的干部透露：3年前筹备招考时，教育局的目的非常明确：让优秀的代课老师通过转正定级留在教育系统。但方案提交出来，与人事部门意见不统一。但是，这位干部说：“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确定(会转正)，是因为我们想，三年后机构改革完成之后，一定会实施聘用制。”实施聘用制意味着，从省一级划拨的人事编制不再是合理劳动报酬的前提。但是，“到了2005年，我意识到，在甘肃的大多数县级以下的地区，地方无力承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资金，聘用制不可能实现。”他也承认，因为工作忙，“没有提前做好对这177个老师的宣传工作。”
“各个击破”后的冰冷现实
需要代课老师，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坚硬的现实。12月下旬以后，会宁县官方的工作重点转向“各个击破”，让老师们12月31日前在续聘合同上签字——月工资仅比前一年高60元
比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和事实更加矛盾的，是清退代课教师的“大势所趋”与甘肃农村根本不可能离开代课教师的现实。关于庆阳市情况的那份会议记录中，一方面安排清退，同时又在讨论代课老师“清退后的聘用问题”。县教育局的匿名干部表示，尽管白银市将在将来三年按40%、40%、20%的计划清退，“但那只是按上面要求而做”，实际上，“会宁在这短短三年不可能告别代课老师。”
会宁政府在公开文件里说明，这177名老师“多年来教书育人，为会宁教育作出一定成绩，且综合素质高于其他临时代课人员”；并表示，他们能与应届生考出同样成绩，是“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知识水准”。这些教师中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出从国家到乡镇各个级别的一大叠教学教研荣誉证书，其中不少人是教学骨干、学科负责人、中层干部和校领导。他们往往承担更重要或更沉重的工作，有的老师甚至一周要上33节课。常太洲强调，不少代课教师工作的地方环境极为恶劣，苦寒、枯寂、缺水，乡民几乎终身没有洗澡的可能，公派教师根本不可能去；此外，如果一时间这些富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全部换成应届毕业生，会宁教育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三年前的公开招考。
官方认为自己已经表达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在12月中旬，通过多方筹措资金，让这177名教师签订一份《会宁县2004年招聘代课教师续聘合同书》，工资加了60元，外加一份养老保险，实际提高了一二百元的工资，这在周边地区是最高待遇了；并且已经着手退回教师们已经通过评审的职称评定等表格和相应收费；市里也正在筹划逐步提高代课教师的待遇。更何况，全县还有739名代课教师和更多的其他系统临时聘用人员，拿着几十元到两百元工资。只满足这177人，其他人怎么办？
然而，常太洲也不否认，在“转正考试”后的3年中，教师们为达到政府提出的要求，通过各种资格考试而花费了数千元到万元不等的学费，这相当于他们1-3年的“生活费”。
教师们对合同的理解也不同。月工资比前一年高60元，这仅仅意味着收入最低的老师也可以达到本地最低工资标准360元；在会宁朴素的物价体系里——县城一碗牛肉面的价格在2.8元-3元——“这就是每天可以多买2/3碗牛肉面。”合同里的一条“客观情况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合同即行解除和终止”，让他们觉得这个合同是更彻底的文字游戏，而合同的期限正好是在白银市计划清退代课教师的2008-2010年。此外，这些教龄绝大多数为10年到20年之间的老师，工作以来从未签过合同。
“你说，个人的要求跟社会大环境结合起来看，是不是现实一点呢？”教育局匿名干部认为，教师们应该接受这3年的聘用：“目前国家的政策，清退代课教师，安排应届毕业生是硬道理，而对有资质的代课教师继续留在教育系统却没有具体规定……继续干着，没准3年后国家又有政策了呢？”
需要他们，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坚硬的现实。12月下旬以后，会宁县官方的工作重点转向“各个击破”，让老师们在续聘合同上签字，并声明在12月31日之前不签字就必须签署自动离职申请，领取补助离开。“我们分组负责，找老师们谈话，做了大量细致交心的工作”，常太洲说。而老师们眼里则是另一番图景：人大副主任、政协主席和教育局副局长到处下乡催促，各乡派出所盘问老师们向上反映情况谁是主脑；校长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不得不对老师和他们的家属软硬兼施，曾经合作愉快的工作关系变得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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