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德职业中学。2007年12月25日,绥德县公安局对该校校长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暂缓处理的处罚决定。
1月6日，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高勇已经被撤销了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
车在半山腰停下，司机说“到了”。记者环顾四周，才发现在拐角处开着一扇锈迹斑斑的门，左边挂个牌子：“绥德县职业中学”。
“百度”这7个字，有7240个相关网页。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公众关注度，这里或许是中国最出名的职业中学。
出名是因为十多天前，该校校长高勇找县长签字而引发的被停职和拘留一事。高勇说，他急着找县长签字，是想让全校65个学生能在年前拿到2007年度的国家助学金——每人每月150元。
每月150元助学金对贫困县的中职生意味着什么
2007年12月28日，在拿到首批750元助学金后，这里一半的学生补交了去年的学费。
还有的补交了伙食费。学生一天三顿，每周二、周四、周五3天能吃上肉。灶上每月收140元。
不久前，一个学生的父亲为了给孩子凑伙食费，每天上山找一种叫“远志”的药材。“就这么粗的根。”校长高勇拿起一根拨火棍比划着，“挖出来，砸烂了，把茎抽掉，晒干卖。”这样挖一天也就挣几块钱。此时山下的县城里，一份“绥德荞面碗坨”已经涨到4块钱，一碗炸酱面涨到7块钱。
有的学生说，想用这笔钱买件衣服。入冬以来，山里的最低气温都在-10℃以下，教室里不像县城的普通中学那样有暖气，这里只生了个炉子。学生们大多穿一件毛衣和一件棉外套。
“你冷吗？”1月5日，-12℃。记者对面是一个没穿毛衣，只披着棉外套的男孩。“干这行，不冷。”他指着胸前大大的“舞”字说。因为没有经费支持，绥德县职业中学相继停办了缝纫专业、煤炭专业，目前只剩下文艺班，学的是唱歌、跳舞。办缝纫专业要配备电动缝纫机等实习器材，学校买不起，而文艺班的办学成本要低得多。
一间女生宿舍里，住着7个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2岁，有两个学生躺在床上，刚吃了药睡下。感冒药是学生们常备的生活用品。最年长的郭静说，不久前，全校学生都感冒了，课停了一周。
“现在比我刚来时强多了。”郭静2005年入学，因为患有先天性胯关节脱位做手术耽误了一学年。她指了指同在一个院内的聋人学校。那里的教室缺了十几块玻璃，窗棂上糊着2007年9月19日的《榆林日报》。“过去我们学校的窗户也没玻璃。墙上的皮都快掉光了，有时正弹着电子琴，叭，房顶上一大块墙皮掉下来，砸在脑袋上。”
高勇说，绥德是国家级贫困县，1997年之前,职中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现在县里可以保证在编教师工资，但别的如生均经费和公用经费就没有了。学校现在搞的是联合办学，学校管政务、学籍、纪律，其他教学、维修、聘专业课老师等都由一位老师承包，这些费用都指望从学生交的学费里出。因为这学期欠学费的学生太多，上个月聘用8位专业老师的5000多元工资和取暖买煤的钱都是借的。
150元弥足珍贵，又姗姗来迟
高勇最早听说这笔助学金是在2007年3月。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
到2007年6月21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办法》还明确要求，“学校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这意味着，如果9月开学，10月学生就应该拿到第一笔助学金150元。
高勇和那位承包的老师商量，既然国家有这笔钱，那么家里实在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就先欠着，等钱到了再补。
但这笔助学金迟迟未到。等绥德县要求把受助学生名单、身份证号交到县里，已经是10月了。
再往后，2007年11月12日，榆林市财政和教育部门才下发关于中职教育享受国家助学金的通知，等这通知发到绥德县又晚了一个月，高勇12月18日才在县教育局见到这份通知。
对于助学金为什么来晚了，绥德县教育局一位分管职业教育的负责人说，因为今年国家政策好，陕西省报考中职学校的学生猛增，大大超过了预期，因此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事先拿出的预算不足以保证助学金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后来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才决定每个学生先发半年，即此次的750元。
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里职教政策为何总是慢几拍
2007年12月14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张光明宣布，截至12月12日，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湖北、广东、海南、四川、云南、青海、宁夏这11个省份及深圳、宁波两个计划单列市，中职学生的助学金已经全部发到学生手中。其他地区则正在发放。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些省、市，助学金并没有如财政部、教育部颁布的《办法》那样，在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发放。
“有件事挺奇怪，一个政策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市、从市到县，总是要慢几拍。”被称为“老职教工作者”的高勇说，“这一慢可能是几天，可能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高勇1988年起担任绥德县农职学校校长，1989年调任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
高勇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就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到90年代他去北京开职教工作会，当时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提出“三教统筹，以职教为突破口”。高勇为此挺兴奋，一回到县里就着手搞调研，接着就给县领导送可行性分析报告，后来都没有回音。“也不知人家看了没？”高勇说。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后来这被认为是“职业教育的春天”。但在高勇看来，这股春风吹到绥德县已经是2007年。这一年，陕西省把绥德县定为“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县”，绥德县里很快就把“发展职业教育”列为该县重点解决的十件大事之一。2007年底，一个占地138亩的职教中心也开始动工。
一位教育工作者透露，实际上，这个职教中心2004年就开始筹建。“本来就想在农职校的基础上扩建职教中心，之后说火车站要扩建，那农职校就得搬迁，另外找地方建职教中心。后来县里说没钱，火车站可能不扩建。”一来二去，耽搁了3年。
高勇今年54岁，他说自己还有一年就要离职，以后想到别的职业学校做个行政助理。
记者这几年去过沈阳、天津的一些中职学校，见识过这些学校上千平方米的实训基地，动辄价值几百万元一台的数控机床；再置身绥德县职业中学，多少能体会到，为什么一个中职校长会急得拉住县长的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