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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戴达年：银行责任难界定“数额特别巨大”滞后
“我个人感觉，银行ATM机出现故障，许霆做出这样的行为，说明他法制意识不强，品行德行有问题，这是首先应该确定的。”省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戴达年认为，从“许霆案”来看，社会、家庭、单位都要加强法制、道德教育，从道德上引导公民，培养法制意识，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如果我们每个公民素质相当高，ATM机再出现问题，也不会发生‘许霆案’。”
“从银行来说，则应该强化责任，尽可能确保正常的运作，包括正常的银行结算，ATM取款机和信用卡的正常使用等等。”戴达年说。至于在这件事上银行有没有责任，戴达年认为银行的责任比较难界定。“如果是某个人在操作，就容易界定责任，ATM机就很难界定责任了。”
对于1997年的刑法把盗窃金融机构“3万～10万元以上”定性为“数额特别巨大”，这个标准对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滞后？戴达年表示认同。
省政协委员高级律师高海生：发回重审会影响判决结果
得知“许霆案”发回重审的消息后，省政协委员、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高海生表示，发回重审一定会影响判决的结果。
在高海生看来，“许霆案”的审判存在三处争议。第一，目前“许霆案”是定位盗窃金融机构罪，但ATM自动取款机算不算金融机构存在争议；第二，判许霆无期徒刑时，也是根据了“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条，“而这个‘数额巨大’的标准还是多年前的标准”；此外，构成盗窃罪，有个定语是“通过秘密手段”，“而许霆用自己的银行卡取钱，算不算秘密手段呢？这也是有争议的”。
“并且许霆的行为并没有给银行带来很大损失，据我所知，那家银行的ATM机的损失也由ATM的生产企业理赔了”。因此，高海生个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但不一定就是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他的观点就是可以用“财产侵占罪”或者“不当得利，判个三五年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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