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0月19日，河北邢台一幼儿园的孩子展示画好的“福娃”，上面标注着“福娃”新的英文译名。据悉，北京奥组委新近把“福娃”国际译名“Friendlies”更改为新的英文译名，即汉语拼音“Fuwa”。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本人的偏好则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社会上受到排斥。
政府高层的决定，迅速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刚刚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一道历史谜题
在这种乱象中，冯志伟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1945年,他进入小学，被规定学习注音字母方案。
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
不过，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一统天下。
当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教育部确认。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瞿秋白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激烈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一次方向重立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尽管1958年周恩来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字母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据回忆，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
不过，这套汉字方案并未公布。由于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公布，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时“声名狼藉”，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陈章太又一次出现在语言文字改革的热闹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推动者。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与吕叔湘商量，点名将陈章太从社科院调进文字改革委员会，让他将这个几乎处于瘫痪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摆在陈章太面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汉语字母化的历史思潮。当时，毛泽东“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言论，仍有许多人信奉和坚持。而经过“文革”后的反思，曾经激进地主张汉语拼音化的胡乔木，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章太记得他曾与自己谈话，指出汉语拼音化是“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可急于求成。陈章太曾在胡的讲话稿中添入“循序渐进”的词句，胡在旁边批注：“很好。”
在这种背景下，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大会”，成为重新确立文字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
这时候，“文字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改革”的色彩已经淡化。陈章太回忆，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拼音方案如何对待，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汉语拼音化”道路，另一种则认为，拼音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不需要多提。
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最终，这次会议没有提“汉语拼音化”的问题，只是对拼音方案作了“继续推行”、“扩大应用范围”、“研究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等决定。
“这实际上是不再提汉语拼音化了，将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确立下来。”陈章太说。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陈章太，至今仍十分怀念当时工作中求实、民主、融洽的氛围。当时，他这个中年“布衣”，与胡乔木讨论文字改革方案，时有争论，胡总是平等相待。
据他回忆，“文革”中，胡乔木偷偷对第一批简化字方案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希望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陈章太则以“汉字字形应保持相对稳定”为理由，没有接受。
当时，胡乔木发着高烧，两人的辩论从北京一直进行到北戴河。胡的要求从100多字改为20多字，仍然没有说服陈章太。一次，胡乔木躺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与陈争论。说到最后，胡乔木“动了感情”，陈章太却依旧坚持己见。这时，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这就是民主的作风。”回忆至此，陈章太感叹说。
这次会议上，有几名老一辈“文改”同志，坚持要重提毛泽东的言论。有些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批他们”，但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不同观点，应该被允许。
最终颁布的简化汉字表，部分尊重胡乔木的意见，改动了7个汉字。
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