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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讲台,百岁教授的生活依旧充实快乐
-采访手记: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像他那么睿智、豁达，机敏、活泼，健康、快乐。
就在我见到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先生的那一瞬间，这一系列的感觉让我很是惊叹。
为了了解南开经研所建所80周年的历史和它的创始人何廉先生的情况，我在寻找南大里最年长的经济学教授杨敬年。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我拿到了杨教授家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后，一个很洪亮的男声应答，我真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声音！我特意提高了嗓门介绍自己，刚说了几句，我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对方不仅能听得很清楚,回答得也很简洁，还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地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就这么简单，我们约定了采访时间，同时也有一种好奇让我期待。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3点钟我准时按响了杨教授家的门铃，为我开门的竟是杨教授本人。他个子不高，但挺直的腰板、红润的脸色和慈祥的笑容让他那学者的气质中又多了一分质朴、和善与亲切。
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客厅里坐下。无意中，我看到茶几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装帧精美的像册，杨教授告诉我：“这是学生们为了庆贺我百岁生日特意为我定制的纪念册，把我这一生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照片都收在里面了，应该说这几乎是一本我人生的纪念册。”
翻开纪念册，那一张张的照片、一个个的场景，犹如一个个的生活片段，记载着这位百岁学者一世纪走过的历程。
一百年的历史，对一个人来说，它是那么的漫长，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既会有荆棘坎坷，也会有波浪起伏，而在经历过这些之后，仍能回首往昔谈笑风生的人，应该是智者、勇者和强者。
照片一张张地掀过，仿佛也勾起了杨教授一个世纪的回忆。
1908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随外祖父读书，四书五经他能背诵自如，聪明好学也是人人夸赞，这些都增加了他的自信心，并渐渐生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14岁时，叔祖父借钱送他去了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希望他小学毕业后可以回乡当个小学老师。没想到，这个怀揣远大志向的少年，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然后又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深造，后来为了考取留学他又成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最后竟成为中国第八届庚款留英公费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段求学路，杨敬年走了近40年，也经历了人生3次重大选择。
1927年，正当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步兵科学习并准备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时， “马日事变”发生了，杨敬年愤而离开学校。1936年，杨敬年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他没有去做国民党的县官，却考进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没想到，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学校被日军炸毁，他只好跟随老师何廉、方显廷等先后在贵阳、重庆等地工作。1948年牛津毕业时，杨敬年放弃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工作，经香港回到南开大学，迎接天津解放。
而此后的30年，杨敬年愿意用汉代刘桢的一首词来形容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1957年，因为历史问题，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改造。在这3年中，杨敬年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还得同时忍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经济系资料室却成了他避风的港湾和精神生活的乐园。就在别人忙着搞运动时，他却能在这里埋头做学问，并凭借其坚实的英文、俄文基础和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翻译了《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等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并以笔名，或以组织名义出版。
1979年，杨敬年在自己7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更愿意用“灿烂辉煌”来形容杨老的这段生活。
杨老说：“一段错案经历二十多年，终于能在我有生之年得到改正，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这让我想起一首小诗：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末磨。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大地寒凝肃，春华发更多。”
他率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带研究生、讲授经济专业英语。1995年至1996年，他撰写了20多万字的《人性谈》，在他79岁的年纪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0岁时翻译出版了《国富论》，98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录制，谈《国富论》、谈工业革命，2007年，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期颐述怀》一书……就是现在他依旧坚持每天凌晨读书学习，还用电脑上网、收发电子邮件与海外学生沟通交流，甚至还打算学习五笔输入法，想更快速地在电脑上书写。
如果你想跟他聊聊他的工作和养生秘笈，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然后对你说：“我愿意传授人们健康之道，但我自己从来不看‘夕阳红’‘老年生活’节目，因为我还不老，我的心理年龄也就三四十岁，还正年轻呢！”
这就是一位走过一个世纪的百岁学者的年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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