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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敬年
他曾是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的高材生，却多次放弃做高官的机会；他是牛津博士，动荡的年代他有出国“避难”的机会，但他却坚持留下为祖国做事；他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他86岁才走下讲台，但现在仍在给学生“上课”；他在90岁的时候，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翻译了长达75万字的《国富论》成为畅销书。98岁写完20万字的回忆录。他生于1908年，他百年的人生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受了许多“委屈”，但他却越活越年轻……他就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一位即将迎来自己百岁生日、令人敬重的老人。
“事业”
只要能工作就是好事
杨先生说，之所以不约记者上午来，并不是因为他有上午休息的习惯，而是每天上午他都要给学生上课。“上课？”看到记者惊讶的表情，杨先生解释说：“每天上午，一个已经在美国的学生都会给我打一个小时的电话，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课。”“您讲经济学？”“我讲中国哲学，讲《孟子》、讲《老子》，中国哲学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
当年，杨先生在翻译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时，没有助手，一切都是亲历亲为。他坚持每天凌晨3点起床，工作到7点，连续工作4个小时，翻译3000多字，下午再校对。75万字的书稿不到一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当时，杨先生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谈到此，杨先生依然微微一笑说：“我比别人多工作三十年。”他还认真地告诉记者，前两天，他刚刚给远在欧洲的一位老友发去Email说：“我太忙，你传给我的古典音乐我还没时间听。等我不忙了，有时间了，一定和你分享这些美妙的音乐。”
“只要能工作就是好事。”杨先生平静地说，“1976年地震时，我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垄断资本》，那是我在临建棚里翻译的。下午临建棚里看不见，我就把桌子搬出来，在树荫下写。别人看到我，都很不理解，说‘我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怎么还在搞翻译？’其实我不是为名为利，因为翻译这本书不署我的名字，也没有我的稿费，但我就是有兴趣。”
“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左右的。但要‘乐天知名’‘以义制命’，所以，到现在，我还能够活下来，而且活的还不错，身心健康。”
“志向”
做大学教授最好
作为牛津大学的博士，只要杨先生愿意，他就可以到国外定居。但他一次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1948年，何廉做南开校长，催我赶快回来，我就回来了。但他待了两个月就去美国了。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点黄金，我的护照也在自己手里，随时可以走。但是，我要留在天津迎接解放。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天津，除了1950年到广东南海市去‘土改’的七个月。”
“在南开做大学教授，跟学生在一起，我都很开心，非常好。他们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谈，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个人事业问题，大家都可以交心，一点没有虚伪的东西，是一种真诚的友谊，这是最好的，我喜欢同青年人在一起。”杨先生饶有兴致地跟记者讲起他教过的学生：“有个女生，把男朋友领到我面前，说‘杨先生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我的第一台电脑是学生在十多年前送给我的，他们说我喜欢新鲜的东西。我是一点一点学，学一点用一点，好多学生都是我的计算机老师……”“刘拥军，现在在中国农业大学。大学毕业时，他不想回内蒙古去。我就说‘你应该回去，儿不嫌母丑。’他现在还记得我说的话……”
杨先生惦记着他的每个学生，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心里永远记得自己的恩师。正如1977级经济系的一位同学写的：“杨先生，您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正如您在1977级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上所讲的，南开大学对我们最大的教育就是如何做人。您就是我的人生楷模，我跟随您不但学到很多知识，而且从您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品格。最衷心地祝您幸福、健康！”
如今，虽然已经不能经常回南开园，但杨先生却感慨说：“我还是喜欢住在学校里。昨天回了趟学校，看到整个学校，一片黄叶，漂亮极了。”言语之间，流露出先生对南开深深的爱与眷恋。
“选择”
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
杨先生一生中有两次从政做官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他本科毕业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是专门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培养县长、行政督察专员和民政厅长的。“我的好多同学后来都在台湾身居要职。但我对此没有兴趣。”这是杨先生第一次放弃从政的机会，说起往事，杨先生非常淡然。“七七事变”之后，他在重庆政府工作，给孔祥熙做秘书。“我那时也差不多做到简任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但我还是想留学，去读读书。所以再一次放弃了从政。”
“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我觉得做大学教授好。在大学里教书，只要把自己教的课研究到最前沿，教好了，就没有人来管你了。但做官就得看上司的脸色，我不喜欢。”
“心愿”
青年人要看得远一些
谈到对青年人的希望，杨先生提到了四点：“把学问基础搞得宽一些。现在，专业分得太细，但学生不见得现在学什么将来就做什么，所以要学得宽一些；要有很好的语言基础，首先把中文学好，然后掌握一门外语；把读书、事业看得神圣一点，这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你读不好书，国家就失去一个人才；不要急功近利，要看得远一些，不要走捷径。”
杨先生说，他特别羡慕现在的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学生的机会更多。“听说，学校要选送100个本科生到国外留学。当时，我去英国的时候要坐一个月的船，现在你们出国的机会特别多，到英国可能只需要十几个小时，所以现在一定要学好外语。”
“生活”
长寿源于心胸宽
杨先生说，人的年龄有三种：“一是日历上的年龄，我是1908年生的；一是身体上的年龄，许多人见了我都问我七十几了；一是心理上的年龄，我觉得我也就三十岁，老年人的生活和我无关，我从来不看什么《夕阳红》和老年报。”
“我为什么活到现在？大概是我的心胸比较宽吧，当然还要加上锻炼。”谈到自己的“长寿经”，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家并没有长寿的“传统”，父亲59岁去世，母亲也走得比较早，只有外祖父活到了80多岁。
回顾杨先生的一生，生逢乱世，50岁到70岁又赶上政治运动。“政治上的事情还好。1974年，老伴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一躺就是24年。1976年，我唯一的儿子因病过世。当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家都没个样子了。儿媳和14岁的孙子当时在乡下，女儿在河北保定，家里就剩下我和瘫痪在床的老伴。这对我的打击比较大。但到现在，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现在，杨先生一家，三个外孙女，六个重孙、重孙女，最大的重孙女已经读大学二年级，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种心胸开阔，往深处讲，那就涉及哲学。哲学是提高人的心灵的。二十多年的冤假错案，我没有丧失信心，为什么？老子常讲，物极必反。祸福是转换的，什么事情走到极点了，就走向它的反面。什么东西不要做到极端，中国有一句话：‘不为已甚’，就是不要做得太过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不会自杀，不会悲观消极。”
杨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坚持2个小时的锻炼。“1984年到2004年，我做保健操，北京一个老中医发明的，一共五六十个动作，40分钟，我坚持做了20年。现在我自己做按摩，就按照那本《怎样活到一百岁》里写的方法，然后再加几个我自己的动作，凑成40分钟。白天我就在屋里散步，走1000步，然后用理疗仪治疗40分钟，还有腿部运动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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