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峻挑战来自何处
为了要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且不说苏联早在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自己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也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地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各级政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比如我记得上上届政府卸任以前讨论农村工作的一次座谈会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而我国内地大部分县以下单位并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这仍然不够。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