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瑞金
十七年前的春天，正当中国改革处于徘徊之际，“皇甫平”在上海滩上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当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与撰稿者，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两会前夕在上海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再谈改革时表示，中国改革还处于拐点，坚持改革不可动摇。
从不愿再提“皇甫平”到《改革不可动摇》
虽然在二00三年周瑞金曾对某媒体表示，“不愿意再提‘皇甫平’。”言语间透露出一种淡忘。但二00六年，“皇甫平”又一次携《改革不可动摇》重出“江湖”，再度引人瞩目。
周瑞金说，原本认为关于改革的有关争论已经解决了，所以觉得皇甫平“恍如隔世”不必再提。但没有想到，二00四年又开始了关于改革的“第三场大争论”。这场郎咸平发动的大争论，抓住了中国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大做文章，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冷静地观察了近两年，到了二00六年一月才出来讲话。周瑞金说，当时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被认作是利益集团代表，在这场争论中处于被动挨打、无力还手的境地。这个时候，他感到非要出来讲话不可，所以就有了《改革不可动摇》。
在《改》一文中，周瑞金并没有回避改革遇到的问题，他说，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解决。
周瑞金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反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引发的问题。这种不彻底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特别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周解释说，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还在注重抓招商引资，没有转变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而改革到现在产生这么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变化。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获得解决，人民群众却对公共品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会就业、民主权利、司法公正、信息对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惩治腐败等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周瑞金这样解释。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政府还没有思想准备，还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在抓招商引资和抓GDP，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没有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主体，切实向广大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社会公共品。结果，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周瑞金说。
改革的三场大争论和两个阶段
“围绕改革，在这第三场大争论前，中国还曾出现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第二次争论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周瑞金如是介绍。
在周瑞金眼中，中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十一年间，那是自下而上带有理想主义的改革，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束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涌现了新事物、新探讨。
经过一段徘徊，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进入到新一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到目前这一段改革，基本上是以利益调整作为主要目标，自上而下地围绕经济体制展开。“应当说这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经济发展也取得重大成果。”周瑞金说。
“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发端于两次思想解放，两次思想解放又都是邓小平推动和主导的。”周瑞金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当时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一腔，但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标志的，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如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周瑞金说。
正如大众所知，第二次解放思想运动发端于四篇“皇甫平”文章，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为主要标志，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四位一体”综合改革
去年底今年初，从中国南部又一次传来了有关解放思想的声音，这股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声音正有愈演愈烈之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站在了思想解放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和他的同事黄华华一起甚至在网上给网民拜年，欢迎网民“拍砖”。
在周瑞金看来，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然要解决许多体制转型、社会转轨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改革。
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思想解放：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力避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周瑞金特别提到，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财政民主成为最为急迫紧要的内容。他所谓的财政民主，就是要实现政府财政透明，让国家的预决算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民众的监督权利首先从监督政府的财政开始，从税收政策制度，到怎样花纳税人的钱，这是利益调整中的大问题。“历史上罗马的城邦民主，就是从财政民主发端的。”周说。
在周瑞金看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把中国人变成了“政治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把“政治人”转变为了“经济人”，引导大家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经济人”带来了一些问题，过分强调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下一阶段的改革要着重从“经济人”转向“和谐人”，把这些年来形成的“以物为本”的价值观真正转向“以人为本”上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