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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
尽管政府对此头痛，但“黑市”已是古巴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古巴，女孩满15岁是一家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艾莲15岁生日那天，她家里也要邀请亲戚、朋友搞聚会——但食物、饮料可是个麻烦，凭本供应的数量有限，完全从自由市场购买又太贵。聚会最终还是体面地举办下来了，花销也没想象中那么多。帮上忙的是一个“隐性市场”，至少在猪腿、饮料上节约了不少。
稀缺是产生黑市的催化剂，经济学早已证明，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没有固定的售货员，甚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哪些商品……但只要有需要，许多古巴人总是能找到它，而且同几年前相比，他们现在更容易买到需要的东西。
其实，只要看看那些遮遮掩掩地向外国人兜售包装精美、做工精良的雪茄的小贩，就知道“黑市”原来就在身边。
Cohiba
卡斯特罗的标志性特征？军装、大胡子，当然还有他曾从不离手的Cohiba雪茄。
Cohiba，与MOTECRISTO(基督山)，ROMEOYJULIETA(罗密欧与茱丽叶)，PARTAGAS(巴尔达卡)等同为古巴雪茄的上品。不同的是，其它多为西班牙、美国的烟草公司创造，而Cohiba则是其中惟一的古巴本土品牌。
Cohiba，原为印第安土语，一些中国人喜欢称之为“狗尾巴”。Cohiba由卡斯特罗缔造。它诞生于古巴革命胜利后的1966年，也因此染上了民族独立的色彩。从前，Cohiba专供古巴高级领导人或作为国礼之用，1985年卡斯特罗戒烟后，市场上才有出售。卡斯特罗甚至因此成了Cohiba形象代言人。
由于做工考究，更因为其与卡斯特罗的渊源，Cohiba身价不菲。尽管Cohiba还有不同品牌，但最昂贵的却不在品牌，而要看是否有卡斯特罗的亲笔签名。
“爷爷”
在古巴，如果有人用“卡斯特罗”称呼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他十之八九是外国人，因为古巴人习惯称他“菲德尔”或“司令”，或者干脆用手在自己的下巴上比划一下。不过，唐人街中餐馆的陶老板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则称他为“爷爷”。
所以，陶老板跟一些高级官员打“爷爷给子女一块钱”的比方时，古巴官员都微笑不语，却也心领神会。
“骆驼”
远远的，就能听到它粗重的喘息声；当它喷着响鼻从身边经过，脚下的地面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
它其实只是古巴的公共汽车，因为背部的两个隆起，它颇似骆驼。由于前些年的能源紧张，为了增加载客量，节约能源，古巴自己改装了一些公共汽车，载重汽车的车头，拉着三段两边高中间低焊接在一起的长长的铁皮车厢，穿行在古巴的大街小巷。
它的速度并不快，往往要近一个小时才有一趟驶过。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也许是风景，也许还会感到新鲜；但对于许多古巴人来说，那却是他们不多的代步工具。所以，他们早已习惯了等待。
不过，尽管它步履沉重，却始终不辍劳作，而且，它的车费要比西班牙淘汰的正儿八经的公共汽车要便宜不少。
揭开古巴的面纱-平均工资相当于二百四十元人民币。-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公交车、冷饮店、外汇券商店总排着长队。
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上放着美国生产的可口可乐本报记者史哲摄
哈瓦那已经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阴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几乎是黑色，间或的，有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洒出圣洁的几缕。
在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直接对峙中，古巴，这个西半球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将近50年。
2月25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8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美国国务卿赖斯期待的“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劳尔·卡斯特罗说，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同时也强调“务必以全面、连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从古巴新领袖的言行中寻找“改革”的暗示时，哈瓦那人还在继续、重复着自己的生活。傍晚，灯塔下，西班牙式小楼透出了晕黄的灯光，三三两两的钓鱼人正在收线，三四尾的鱼获将会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卖艺的青年，吹着长号，曲子是披头士乐队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场”附近。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和大多数古巴家庭一样，缝纫机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
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红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一起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便宜的价钱购买。比如，前5个鸡蛋每个约人民币5分钱，后5个3毛，再想多买，就要更贵。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就在这个社区的“国营供应点”隔壁，一扇窗户开了，开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约5块钱人民币可以买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队，争相购买，但一看到记者举起的相机，马上就散了开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冰箱大概也快了。”母亲说。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医院、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Cadiz教授看来，“清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以“社会工作者”、“卡斯特罗的儿女”，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并不直接参与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曾参加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4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每天下午1点钟和晚上8点钟，4家国有电视台统一播放国家新闻；古巴惟一的中文报纸《光华报》的编辑蒋祖康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报纸上关于古巴的新闻，就直接从《格拉玛报》、《劳动报》、《古巴青年报》等官方报纸上面翻译，“没有自己采写的报道”。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CUC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这是一个排队的国家。”哈瓦那大学光学专业的博士生胡里奥说。
回顾古巴历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洪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逼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封锁根本上限制了古巴发展，只能由国家统一协调有限的资源，向苏联一边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国炼油厂拒绝加工苏联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在古巴的炼油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却迅速被击溃。
“菲德尔确实厌恶资本主义。”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他常说，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评价资本主义，因为他亲见过哈瓦那曾经的糜烂和腐化。”
卡斯特罗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财政“都用在农村建设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农村变化最大，中国的许多农村比古巴农村要差得多。”陈大使说。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古巴人SraTaoLi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习，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干群关系非常好，”这是吴洪英对古巴后最深的感受。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任何意见。”王政特别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罗也直接回答说“尽管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是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不过，平均与效率，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哈瓦那街头，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柜台里只有几个齿轮、几瓶油、几朵干花，还有几件衣服。即便是顾客排长队的使用外汇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摆满了柜台，但是衣服都是一种款式，只颜色不同，记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标志，但货架上也只有老旧的几双。
23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国营的咖啡馆只提供两种饮料两种点心，服务员对外国游客爱理不理。路边三三两两的壮年男人，百无聊赖地打量着路人，间或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一块钱，我去买点儿什么吧！”
转角，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要雪茄吗？从厂里拿出来的，绝对是真货！”
倒是满头银发的佩德罗老人，在21街的一个国营餐厅弹钢琴，每天都能收到一点小费。被问及革命前后的区别时，他说，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独立音乐人，革命后他隶属于一个国有音乐公司，由公司给他发工资。“不过，不管谁上台，总是会喜欢音乐的。”他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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