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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介书生”到“过河小卒”，胡福明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当年面对“两个凡是”，他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福明接受采访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之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
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令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导师都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多次后寄出，但迟迟未予发表。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坐牢的担忧，小平同志解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表面平静的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坚决支持胡福明的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着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后，胡福明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中一次，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着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长的时间里，胡福明收到了数百封群众来信表扬。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致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胡福明不认为那篇影响至巨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1982年11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直至2001年夏天卸下一切官方事务。
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的一次安排是应深圳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记者手记】
思考的力量
为何使胡福明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影响力至巨的文章？
采访胡福明的好友、南京大学教授姚诚时，我曾就此问题专门请教。姚老的答案很干脆：独立思考。姚老提及当年，说上下都在搞个人崇拜、狂热迷信时，胡福明等人首先觉察，并对现实多问了一个“为什么”；再辅以理论知识的储备，因此有了直抵问题本质的能力。
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纪念是为了向着未来，当我问到究竟该怎样回顾这30年时，胡老说了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词语：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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